上海基诺彩票中奖规则

王海光:對毛澤東領導權威形成的歷史考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653 次 更新時間:2015-12-04 13:56:09

進入專題: 毛澤東   領導權威  

王海光 (進入專欄)  

   大革命失敗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撤換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重新改組了中共領導機構。然而,按照莫斯科意志改組的中共中央,卻接連出現了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和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特別在“立三路線”中,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向忠發不聽共產國際勸阻,執意堅持“全國總暴動”的方針,竟然還要蘇聯出兵配合中國革命。這不能不讓莫斯科大為光火。知識分子干部不可靠,工農干部又不堪重用。此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不再相信中國黨的本土干部,轉而寄望于莫斯科培養的一批年青的留蘇學生,扶助他們來掌握中共的最高領導權,以便不折不扣地貫徹共產國際的意志。

   1931 年 1 月,在共產國際具體指導下,中共在上海秘密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王明、博古這些回國不久的留蘇學生,打壓了黨內的反對派,完成了黨中央最高權力向“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轉移。9 月間,王明去蘇聯前,推薦博古牽頭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臨時中央政治局受共產國際領導,并得到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直接指導。“國際派”中央領導機構的建立,意味著所謂的莫斯科代理人體制的形成。

   博古年僅 24 歲,論經驗回國僅一年多,論資歷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能在臨時中央負總責,這里有當時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的緊急情況下安排的因素。但在以后到中央蘇區后,周恩來等元老級領導人也都順水推舟地認可了他的總書記地位。這反映了中共高度集權體制的權力合法性來源問題。任何人只要能得到莫斯科的認可,“黨的各級干部和組織都會自覺地承認其權威和地位”。博古們一無資 歷、二無經驗,只 能 是“挾洋自重”,把莫斯科的意志作為自己的意志,借莫斯科的名頭樹立自己的權威,打壓和排斥本土派干部。這就注定了他們必然成為共產國際傳聲筒,也必然要再為共產國際充當下一輪替罪羊的結局。

   當博古們把共產國際的進攻路線貫徹到底的時候,也就是失敗結局到來的時候。在一步一步地把中國革命推向危險境地的過程中,“國際派”的權力資源不斷流失,隊伍不斷分化;本土派的權力資源再度集聚,有了東山再起的機會。嚴峻的生存危機促使黨內權力格局進行重新組合,權力的授受不再來自遠方的最高組織,而是看眼下誰最具有挽救危機的權威影響力。

   長征途中,中央核心層的權力轉移是分階段進行的。首先是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在長征初期的聯手,形成了有別于最高“三人團”的另一個權威中心———“小三人團”,這是權力轉移的第一步。湘江慘敗后,紅軍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周恩來倒向了毛澤東這一邊,最高“三人團”頓失重心,這是權力轉移的第二步。到遵義會議時,撤換了博古的總書記職務,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這是權力轉移第三步。這個被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稱為“擔架上的陰謀”,終于獲得了成功。本文試圖從人事關系變化的角度,對在遵義會議前中央高層權力轉移的情況進行考察。

   一、“國際路線”的軍事失敗和政治困境

   1、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國際派”的領導危機

   1931 年 9 月九一八事變發生,日軍侵占中國東北,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11 月,中共臨時中央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在江西瑞金建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實行“攘外必先安內” 的國策,在削平了各路軍閥、整合國民黨各派系后,加緊了對中共蘇維埃政權的軍事“圍剿”。

   1933 年 9 月,南京政府調集重兵,采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略,對中共各蘇區發動大規模“圍剿”,僅 “圍剿”中央蘇區的兵力就達 50 萬人。中共蘇區各根據地是在國民黨新軍閥混戰中發展起來的,所處都是經濟落后、交通不便的區域,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戰爭動員能力極強,可以與地方軍閥抗衡,但與南京中央政府擁有的戰爭資源是無法匹敵的。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周恩來、朱德領導中央紅軍,抓住國民黨“圍剿”軍驕兵冒進的機會出奇制勝。但不到3 個月,南京政府又發起了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可以想見,在這場中央政權對地域政權的戰爭中,如果不出現其他大的變數,后者縱有局部勝利,最終也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吸收了過去幾次“圍剿”失利的教訓,采取了“涸澤而漁”的方略,軍事上實行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經濟上對中央蘇區嚴加封鎖。中央蘇區人口不過二三百萬,兵員不過 10 萬,連年戰爭和蘇維埃經濟政策造成的財政困難日益嚴重,本來就勝算無多,“國際派”領導人又在軍事上采取了錯誤的陣地戰法,加速了失敗的進程。

   臨時中央總書記博古不懂軍事,又死抱著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治地理觀念,怕承擔喪失國土的責任,不敢采取 “誘敵深入”的戰法,將軍事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采取“御敵于國門之外”的軍事方針,使熟悉游擊戰法的紅軍不能施展其長技。李德的頂頭上司是共產國際軍事代表弗雷德,在上海遙控指揮。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五次反“圍剿”完全體現了國際路線的意志。博古對莫斯科指示的盲目迷信,還可見諸對“福建事變”的處理上。本來博古也贊同與十九路軍和福建政府聯手反蔣,但因共產國際不同意而放棄,錯失了這一有可能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天賜良機。

   李德不了解中國和紅軍,只有正規戰的軍事經驗。他排斥過去紅軍將士擅長的運動戰法,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戰對陣地戰,使蘇區有限的戰爭資源很快地消耗殆盡。雖然紅軍將士戰斗英勇,也有些局部小勝,但無法取得扭轉戰局的戰果,仗越打越背,地盤越打越小,人力物力都達到了枯竭的邊緣,最后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博古、李德為代表的“國際路線”的威信降到低谷,成為各種意見的眾矢之的,來自軍隊的意見最大。在過去的反“圍剿”中,都是前線指揮員根據瞬息萬變的戰場情況臨機處置,作戰靈活機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打的都是便宜仗。而李德的正規戰法,嚴重束縛了前線指揮員的手腳。李德性格急躁,剛愎自用,在獨立房子里按照不準確的地圖指揮戰斗,還經常把自己的指揮失當怪罪到前線指揮員頭上,動輒要軍法從事,懲辦他們。

   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后期,李德紙上談兵的瞎指揮和懲辦主義,已引起紅軍將領普遍不滿,多次發生沖突。劉伯承因為頂撞李德,被免去了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彭德懷是李德非常欣賞的將領,也曾當面責罵李德是 “崽賣爺田不心痛”。將帥離心,是兵家大忌,難有勝算可言。

   紅軍丟失了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在戰略轉移中又損失重大,將士情緒極為低落,普遍對中央領導不滿,出現信任危機。這對身處絕地的紅軍是致命的瘟疫。因此,重新確立中央的領導權威成為黨和紅軍絕地求生的第一要務。而撤換李德和支持李德的博古,正是重新確立中央領導權威的前提。無論誰上臺,他們都必須下臺。

   2、毛澤東“木菩薩”處境的結束

   在中央蘇區的領導層中,毛澤東無疑是本土派的頭牌人物。毛澤東對創建紅軍和根據地有開拓之功,與朱德并稱朱毛紅軍,聲名遠播,是共產國際唯一大力宣傳的中共領導人。但毛澤東性格倔犟,脾氣暴躁,作風強勢,在黨內也是出了名的。在井岡山根據地時,連以上干部都怕他。在紅四軍中,他與朱德、陳毅也多有沖突。另一方面講,所謂攬權自重,喜以個人為中心,在瞬息萬變的游擊戰爭環境中,也就是臨危不懼,殺伐決斷的意思。許多次危機關頭,正是由于毛澤東當機立斷而擺脫了險境。如秋收暴動失敗后,帶領隊伍上井岡山;在立三路線時,不執行中央打南昌的指示,改打吉安等等,都是毛澤東審時度勢的成功事例。

   在開辟根據地中毛澤東并非絕對正確,也有一些錯誤。特別是中央蘇區打 AB 團事件,誤殺了一大批紅軍將士。對毛澤東固執己見,遇事計較的個性,許多高級干部多有領教。連周恩來這樣容忍力極強的人,也感到了毛的難以相處,認為與他商量事情很困難,如不符合他的意愿,往往“海闊天空,不知‘伊于胡底’”。毛澤東曾先后受過 8 次處分,與他的倔犟個性不無關系。

   平心而論,毛澤東并非有意對抗共產國際的路線。對“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等“左”傾政策,他開始也是接受的。但毛澤東熟悉中國國情,堅信“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一切取決于能否保護和發展革命的實力,敢于抗命不從他認為是脫離實際的上級指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所以,在國共破裂后各地群雄并起的一百多次紅色暴動中,毛澤東能夠拉起一支能征慣戰的紅軍主力隊伍,打下最大一片的中央根據地來,絕非僥幸之事。這是毛澤東最大的政治業績。即使是那些眼高過頂的莫斯科留學生們,也得承認這個事實。

   在 1931 年 1 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毛澤東缺席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1 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及其下設的中央行政機構人民委員會主席。這個職務雖在名義上是國家元首的地位,但在中央核心成員眼里,毛澤東實際上還是地方領袖。就在同月,中共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的根據地政策是右傾,并開始排斥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

   在“以城市為中心”的時期,中共中央首腦機關在上海,“天高皇帝遠”,對毛澤東我行我素的做法難以直接干預,他可以有在根據地方便行事的條件。而當中央首腦機關遷到瑞金后,就不可能不與毛澤東直接發生沖突了。1932 年 10 月周恩來主持的寧都會議,開展反傾向斗爭,集中批評毛澤東,撤銷了他的軍隊職務,要他專管政府工作。毛澤東只得養病去了。

   1933 年初博古等人一進入中央蘇區就立刻感到,他們這套從共產國際搬來的“進攻路線”,當地干部并不買賬。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甚至當面對博古說:即使讓列寧復活,演說三天三夜,也不能轉變群眾的情緒。博古們當然不能容忍這些本土干部的桀驁不馴,遂施展斯大林的“路線斗爭”手段,以反“羅明路線”為名,打擊那些不能聽命的根據地干部,以樹立中央權威。毛澤東是根據地干部的靈魂人物,反“羅明路線”實質就是反對他的路線。對于這些下車伊始就說三道四的“海歸派” 領導人,毛澤東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譏諷他們是“洋房子先生”。“海歸們”則讓他足足坐了兩年的冷板凳。

   博古到瑞金前,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兩度叮囑他,中央書記處是工作機關,不是吵嘴的俱樂部,應該吸收毛澤東參加工作,但必須執行國際路線,并且不得讓毛參加領導核心。莫斯科也感到了本地干部和外來干部的矛盾。1933 年 3 月,共產國際致電臨時中央,要求“對毛澤東必須采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讓他完全能在中央領導下做負責工作。但共產國際的協調,對雙方效果都不大。6 月上旬,毛澤東在中央局會議上,為自己在前次寧都會議受到的批評提出申訴。但博古堅持認為,寧都會議是正確的,否則就沒有第四次反 “圍剿”的勝利。這不能不讓毛澤東感到窩火。他在 30 年后回憶起這兩年的光景來,仍是憤憤不已:“這段時間鬼都不上門一個。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

   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把毛澤東選為政治局九名正式委員之一,但地位在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沒有給什么實權。在隨后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繼續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而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實職則交由張聞天擔任了。要把毛供起來的意思再明確不過了。莫斯科希望海歸派與本土派能有很好合作,對此舉 “很不滿意”。但博古們之所以這樣做,與毛澤東對他們“道不同不相與謀”的不合作態度也大有關系。

毛澤東對共產國際的洋軍事顧問李德非常蔑視,這與博古奉若神明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毛澤東只參加過李德到蘇區后的第一次軍事會議,認為沒有合作的可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 王海光 的專欄     進入專題: 毛澤東   領導權威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dbimy.com.cn),欄目:天益學術 > 歷史學 > 中國近現代史
本文鏈接:http://www.dbimy.com.cn/data/94678.html
文章來源:共識網

22 推薦

在方框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郵件之間用半角逗號(,)分隔。

愛思想(aisixiang.com)網站為公益純學術網站,旨在推動學術繁榮、塑造社會精神。
凡本網首發及經作者授權但非首發的所有作品,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網絡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紙媒轉載請經本網或作者本人書面授權。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愛思想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傳播,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若作者或版權人不愿被使用,請來函指出,本網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愛思想 京ICP備1200786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602120014號.
工業和信息化部備案管理系統
上海基诺彩票中奖规则 福建快3 安徽来来麻将外挂 免费大众麻将 cba总决赛大比分直播 qq分分彩 福建36选7 白石麻衣 今晚好彩1开奖结果 欢乐麻将好友房怎么开 竞彩足球比分开奖结果查询 篮球带即时比分直播 球探全球足球比分直播 河北20选5开奖结 棒球比分雪缘网mlb 国际股票指数 女足世界杯比分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