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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如何研究胡耀邦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680 次 更新時間:2015-11-19 23:19:53

進入專題: 胡耀邦  

王海光 (進入專欄)  

  

   在胡耀邦誕辰90周年時,曾慶紅代表中央講了許多學習胡耀邦的事情。從那時起,長期受限制的胡耀邦研究,開始脫了敏。社會上出版了一批關于宣傳、研究胡耀邦的文章和書籍。那么,在10年之后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研究胡耀邦呢?

  

   我們研究歷史,是以我們今天的現實關懷為出發點的。這是我們研究問題的歷史高度。當前,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已經進入新的階段,改革也進入了新的瓶頸區,矛盾多多,有老矛盾的延續,有新矛盾的生發,錯綜復雜。如政改與經改的矛盾,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到現在,雖然實質沒變,但表現形態有了很大變化,問題顯現得更充分也更清楚了。一方面是以權謀私的潛規則盛行,腐敗的嚴重程度令人發指,貪腐的金額數量之大,涉及人物職務之高,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是數量龐大的弱勢群體,執政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僵化,農村社會陷入蕭條,民營企業發展乏力,社會道德體系崩潰,國民心理嚴重失衡,社會階層流動性停滯,教育的知識能力退化,意識形態全面危機,仇官仇富,族群分裂,誠信喪失,戾氣充斥,有學者將這些現象歸納為社會潰敗。這些情況與80年代奮發有為的景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說明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改革已經失去了共識。這就是我們今天研究胡耀邦的現實關懷。簡言之,就是要通過研究胡耀邦,重溫改革的初衷,重建改革的共識。

  

   以重建改革共識的價值取向去研究胡耀邦,既是一個客觀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的歷史學問題,也是一個開拓進取創造歷史的政治學問題。共識是大家共同認可的價值底線,這個底線的坐標設在哪兒?就是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要體現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開放等現代文明的基本面。從這些方面研究胡耀邦,是能做新文章,也是能做大文章的。

  

   關于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雖是一個老題目,但仔細梳理一下,還是有許多需要深入研究的新問題。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作為,有3個階段,重點各不相同。在中共中央黨校時期,是大力營造平反輿論的階段;在任中組部部長時期,是實際操作平反工作的階段;在任中央主要領導時期,是制定方針政策的階段。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平反冤假錯案的早期階段,講胡耀邦的開拓性作用。還有一些作品有過分突出胡耀邦個人的傾向。對一些事件的實證研究,還不到位。過去對胡耀邦平反工作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他如何無私無畏,沖破了"左"的框框等等。其實一攬子平反的意義,不僅是破舊規矩,更重要的是立新規矩。胡耀邦在大力平反冤假錯案中,廢除了過去干審工作的許多規制,把大批干部從這些陋規中解放出來了,同時還為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建立了一套新的規矩。然而,對這個立的方面,現在的研究非常不夠,執行得更差。這套新規矩的制定,是全黨總結文革教訓、防止再出現文革的政治措施,是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實際上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今天看來,仍然還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明文規定:"反對個人專斷",不允許搞家長制,禁止無原則的歌功頌德;黨內絕對禁止搞宗派小圈子,不得把上下級關系變成人身依附關系;發揚黨內民主,黨內真正實行民主選舉,允許黨員發表不同的意見;各級黨組織必須切實保障黨員的各項權利,黨員有權對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提出批評,有權參加關于黨的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問題的討論;為了防止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員由人民的公仆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必須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黨內和黨外相結合的方法,加強黨組織和群眾對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員的監督",等等。請問,這35年來究竟落實了多少?是不是頗有"好了傷疤忘了疼"的感慨?特別是最近幾年,朝野很是有些鼓吹文革的聲響。更讓人放心不下的是,鬧這個動靜的不僅有民間的草臺班子,而且還有身處廟堂的人物和權威媒體。這些官場人物的話語、語氣和做派,人們并不陌生。這不能不讓人很有些"走回頭路"的擔憂。所以,我們今天研究胡耀邦,現實意義就是要重溫改革的初衷。

  

   從重溫中國改革初衷的意義上研究胡耀邦,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即要把胡耀邦作為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來研究,客觀反映胡耀邦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既不能拔高,也不能矮化,尤其是不能神化。中國文化中有一套歷史悠久的"頌圣"文化,善于制造德配天地的圣人、全知全能的神人、頂天立地的偉人。這是非常惡劣的文化傳統。文革就是"頌圣"文化的大泛濫。胡耀邦在破除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反對"頌圣"文化的"兩個凡是"中,成就了他的歷史功業。我們今天研究胡耀邦,切忌"為尊者諱"的態度。在研究胡耀邦的問題上,大概很少會有什么"隱惡",最容易出現的倒是"溢美"。所以,需要有更全面的研究,既要看其所長,也要看其所短;既要看到政績,也要看到敗績,這才能有比較客觀的評價。如胡耀邦對經濟工作并非內行,有些意見也不一定得當,如果盲目拔高,他說的什么都對,那就不是耀邦的本色了。我們現在搞的許多人物研究,只講他們過五關斬六將,不講走麥城,搞得千人一面,刻板無趣。胡耀邦是有血有肉有性情的人,有口無遮攔的可愛,也有嫉惡如仇的堅定。可以說研究本身,也是走出"頌圣"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現代文明的價值立場。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線路圖還不清晰,但朝野上下聲氣相投,社會意氣風發,思想活躍,充滿了理想主義的熱情。有兩個最鮮明的特點:一是改革的人民性,也就是改革的平等性和公正性。農民、工人等廣大普通民眾都得到了實惠,知識界都是支持改革的。二是改革的開放性,就是中國向西方社會開放,向近代以來世界文明主流靠攏,摒棄坐井觀天的封閉和自大。當時中國改革的領導集團,從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到其他領導人,都堅持了改革的人民性和開放性的原則,這就保證了中國改革的正確方向,是向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國家、多元社會的方向邁進的。而90年代以后的,雖然也有許多大動作,但在利益調整上顯失公平。

  

   胡耀邦在80年代改革領導集團中,是最能體現人民性和開放性相結合的改革領導人。在某種意義上說,胡耀邦是人民性與開放性的人格代表。當時,中國與世界經濟體系的融合度還很低,由于過去對西方世界的長期隔膜,還有許多誤解和敵意,這是保守派勢力的社會基礎。以胡耀邦為代表的改革家,在吸取人類文明共同成果上,持積極的開放的態度,對外堅持對西方社會開放的路線,對內保持與知識界的積極溝通,這就使他的知識結構不斷地與時俱進,能夠接受人道主義立場。在這兩方面,可研究的內容很多,材料也很豐富,是能夠搞出一些研究成果的。

  

   第三,現代化的歷史維度。文革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是中國現代化停頓已久的再啟動。在這個歷史轉折過程中,始終存在兩種改革觀,一種是走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新路,一種是走計劃經濟、壟斷權力的老路。現代化的改革道路,是國家向社會逐步開放權力的改革,必然要觸動壟斷權力的特殊利益集團,引起他們的反抗。這是80年代左右之爭的實質。胡耀邦、趙紫陽是堅定的要走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道路的改革派代表。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這兩任總書記先后下臺。這里固然有意識形態的分歧,更根本的還是與特權集團的利益沖突。社會民眾對這些特權集團也議論紛紛,幾次學潮都與此有關。在胡、趙這兩任總書記下臺之后,政治體制改革停滯,驅動現代化的政經兩輪缺一。經濟社會發展失衡,成了用GDP經濟指標充氣的跛腳巨人,與現代化的旨趣漸行漸遠。

  

   現代國家是一個復雜有序的社會共同體,是在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治治理結構。政治不上軌道,其他一切都上不了軌道。我們在30年前就提出了"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但至今還沒有搞清楚,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悲哀。所以,從現代化的觀念來研究胡耀邦,很有現實意義,當會有許多新的認識。如當年對胡耀邦"自由化"的指責,現在看來,不過是他主張用民主的方法解決思想文化的問題,這正反映了現代社會發展的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

  

   第四,現代政治的領袖風范。從歷史上看,民主政治的實現途徑,與政治轉型時期的民主改革家的人格風范有很密切的聯系。胡耀邦能夠成為領導中國改革的領袖人物,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他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二是他具有民主開明的領袖氣質。胡耀邦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時,只是中央一個部門的負責人,但卻在這里吹響了全黨的撥亂反正的號角,掀起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種大作為,要有敢于擔當的巨大勇氣和為歷史負責的責任意識。而這,恰恰是我們現在官場上最欠缺的東西。再就是他平等待人的民主氣質,這在黨內是很少見的。

  

   胡耀邦以信待人的坦誠,赤子之心的率真,在中國政治家中是非常突出的。他是一位本色政治家,與那些老謀深算者形成鮮明對比。在當時就有人講他不老練、不成熟。還有人把他的下臺,當作他為政的失敗,以為教訓,還引出了許多譏評。對于這些人,我們真的是無話可說。他們所信賴的所謂老練政治家,正是那些城府很深,心機很重,八面威風,不茍言笑的人。中國的這種官場文化,有著幾千年專制主義的積淀,影響很深。直至現在,一些當官者,仍以裝腔作勢、吹牛拍馬、厚黑無恥作為做官的寶典。官風糜爛,與80年代耀邦時期有天壤之別。

  

   第五,社會轉型的時勢關系。今天我們研究胡耀邦,要做中國改革開放起步的歷史考察。所以需要把胡耀邦放在中國歷史轉折的大背景中去研究,放到中國改革的領導集團中去研究,放到世界范圍中去研究。胡耀邦是在文革后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涌現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那個年代,交匯著傳統政治和現代政治的各種沖突,這些沖突在胡耀邦的政治生涯中有比較集中的反映,也形成了他的一些獨有特質:他是黨性很強的中共領導人,但他的黨性是與人民性高度一致的;他經歷過殘酷的黨內斗爭,但他從不搞小圈子政治;他對高層政治生活規則是熟悉的,但仍然保持了理想主義者的天真單純;他希望黨興旺發達,但他清楚只有發揚黨內民主,黨才能有健全的機體,真正地興旺發達起來。他認為,只有執政黨走上軌道,國家政治才能走上軌道。他致力于讓中共從搞階級斗爭的革命黨轉變為現代意義的執政黨,做出了巨大努力,至今還是我們進行現代民主政治、法治國家建設的寶貴資源。

  

   在崇尚權力的功利主義者看來,胡耀邦的襟懷坦白、不玩權術是書生氣十足的表現。對這些人而言,書生氣是貶義詞,意指不諳世事。其實,是他們的價值觀和判斷力出了問題,把不登大雅之堂的潛規則當成了人間正途。從歷史上看,胡耀邦的政治人生是非常成功的,生榮死哀,在歷史上能有幾人?

  

   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意義上看,我以為,衡量社會是否進步的標準有兩個:一是高層權力配置是否制衡;二是社會上的官本位是否削弱。高層權力制衡,意味著權力配置的穩定性,決策體制的程序化;社會的官本位弱化,意味著社會分工的發達,公民權利得到保障。80年代,是呈現出了這個歷史發展趨勢的社會進步時期。而在這個推進社會進步的過程中,胡耀邦起了重大作用。

  

   我們今天研究胡耀邦,不是要突出他個人的歷史作用,而是要把胡耀邦和他的時代放在一起研究。他的民主開明、勤政廉潔、平等真誠、好學上進、責任擔當,這些人格品行,代表了一個逝去的時代。胡耀邦與歷史轉折時期的前后兩屆領導人都有交集。他在撥亂反正時期與葉劍英、華國鋒的關系,在改革開放時期與鄧小平、趙紫陽的關系,反映了轉型時代的高層政治關系。這里有許多可以研究的問題。在世界范圍內,還可以與其他轉型國家的領導人進行對比研究。在那些推動歷史前進的改革者身上,都有類似的氣質。可以從中看出,時勢造英雄與英雄造時勢的辯證關系。歷史轉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時、勢、人缺一不可。在這方面,對胡耀邦的研究,是有助于我們認識歷史發展趨勢的。

  

   原載《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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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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