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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談談文革高層政治人物的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083 次 更新時間:2015-07-17 09:18:44

進入專題: 文革   高層政治人物  

王海光 (進入專欄)  

  

   年初,我參加上海一個討論六七十年代中國社會的小型學術會議,提交了一篇論文《一個小學教員的反革命案》。該論文是對“一打三反”運動中的現行反革命案件的微觀考察,屬于社會史的范圍,史料根據全部來自當事人的全套刑事案宗。一位搞網刊的朋友,對文章很感興趣,索去登在了網刊上。

   文章刊登后,收到許多讀者朋友來信,給予了“好讀也耐讀”的鼓勵。也有位署名“越人”的讀者朋友提出不同的意見,認為不但要搞清文革小人物的冤情,更要搞清文革林彪的冤情,稱林彪是官方最大的“屎盆子”,“多少罪惡借林之名而行之”,“搞清和林彪相關的歷史,也可以說是整個中國近現代史‘史實重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還推薦了為林彪翻案的一篇網文。對這位朋友的意見,除了“史實重建”四個字外,其他所言,我都是不敢茍同的。

   我在搞林彪事件研究中,感到文革高層研究非常混亂,有許多流言和謠言,流行各種“陰謀論”。有些人甚至偽造史料,編造“九·一三事件”陰謀論,把林彪的外逃說成是毛澤東、周恩來合謀設計的圈套,制造為林翻案的輿論。這已經完全背離了學術研究的旨趣。為此,我曾寫過一篇長文《“九·一三事件”謎團解析》,證偽了在史實上弄虛作假的“陰謀論”;還曾梳理了《“九一三”事件循時考》的大事記,詳細排列了“九·一三事件”發生前后的時間表。這篇研究底層小人物的近作,也是有感于單線條的高層人物敘事,料少湯稀面窄,容易滋生“陰謀論”,希望把底層社會史與高層政治史結合起來,建構多復線敘事的因果聯系鏈條,以深化對包括林彪在內的文革高層政治人物的研究。所以,我在這篇研究小人物的文章結語中指出:不能把高層歷史變成皇親國戚的歷史。認為研究高層需要打通與底層的聯系。社會史提供的歷史豐富性,可能是破解“陰謀論”的不二法門。

   這位朋友越人先生的觀點,如他所言,是“意有所指”的,在社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論不是簡單地講“林案”的問題,而且涉及了如何進行文革高層人物研究,怎樣評價歷史人物,如何處理高層研究與底層研究的關系等諸多問題。討論一下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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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劉少奇和林彪這些中共高層人物,我是做過一些研究的,可能對林彪事件的研究還更多些。我之所以要做一下底層民眾的社會生活史研究,也是鑒于林彪事件研究中的問題多多,幾乎成了流言和謠言的大賣場,各種各樣的陰謀論盛行,還時常冒出一股陳腐的幫會氣。我希望通過社會生活史的研究,清理一下研究的理路,擴展一下研究的視野。所以,該文的寫作并不是由于底層情結的萌發,而是復原歷史的需要。這點,我在這篇研究小人物的文章中做了專門說明。

   大陸學界的高層研究,長期籠罩在兩條路線斗爭史的傳統模式下。過去說,毛澤東是正確的,被他整的人是錯誤的。現在似乎都又顛倒過來了,正確的變成了錯誤,錯誤的變成了正確。其實,都是被同一個政治邏輯給簡單化了。歷史是復雜的,歷史人物也是復雜的。揭示這些復雜性,正是歷史研究者要做的事情。

   研究歷史和歷史人物,我不贊成用道德批判的方式。演戲可以搞好人壞人的臉譜化,如果研究歷史再這樣搞,馬上就會有一個問題:好人是從哪里來的?壞人又是從哪里來的?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水滸傳》開篇就講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的來由,說成是洪太尉不小心放出來的妖魔。這固然是小說家言,但又何嘗不是一種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文革流行的路線斗爭模式就是這樣,打倒誰,就刨誰的祖墳。從祖宗三代就不是好人,該人從小就被打上了階級的烙印,所以后來成了野心家、陰謀家、大壞蛋……現在文革雖然遠去了,但在歷史研究中,以劃分好人壞人為本事的黑白兩分法仍然慣性猶在。用給歷史人物搞道德審判的方式,代替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這也是一種簡單化的魔鬼。

   在歷史研究中,僅以道德標準評價人物,如同以貌取人一樣的不可靠。歷史人物行為的善惡標準,都是有時代性的。時代的社會價值體系不同,評判標準也是不一樣的。現在認為是殺人放火,在歷史上可能就是替天行道;現在所說的暴亂,在歷史上可能就是革命。所以,必須要回到歷史現場,根據當時的社會價值標準,具體地就事論事地,分析歷史人物的言行,這才有學術研究的意義。如果脫離了具體的歷史場景,籠統地把幾個歷史人物放在一起比較,講林彪整人、劉少奇也整人、周恩來也整人、大家都整過人,誰也別說誰,這樣的分析能有什么意義嗎?只能是制造自己的認知混亂而已。

   后人對前人的研究,必須是走進歷史的研究,不能站在后知先覺的道德制高點上評論前人。這樣事后諸葛亮的說三道四,沒有多大意思。說到底,如果把我們放到同樣的歷史場景中,我們就一定會比前人更高明嗎?起碼我是不敢有這種自信的。

   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論,應是具體的,就事論事的,一是一、二是二的,不能先后錯位,張冠李戴,概而言之地給個籠統的定性。否則,就會有給前人戴“政治帽子”的嫌疑。如越人先生說到官方給林彪扣“屎盆子”,“多少罪惡借林之名而行之”,也總得說說這個“屎盆子”里到底裝了些什么,哪些是無中生有的,哪些是無限上綱的,哪些是栽贓陷害的。這樣的論說才是有實際意義的,而不是虛張聲勢的。

   我們看褒貶歷史人物的公正態度,并不是說對他們也罵也捧,而是看其所講的是否符合事實。不符合事實的“罵”,與不符合事實的“捧”,都是對歷史人物的不公正。在文革林彪研究上也是如此。對文革其他人物的研究也應如此。

   關于“史實重建”的問題,現在的文革研究,不論是高層、還是底層,都有許多需要“史實重建”的事情。對越人先生推崇的署名“千秋”的網絡文章《傾聽歷史的聲音——評林彪事件》,我并不以為然。這篇文章我以前讀過,其主旨是希望為林彪翻案,并提出了許多林彪與文革高層關系的假說,做出了許多“合理想象”的推論,但這些推論無論如何“合理”,都與“史實重建”沒有任何關系。“史實重建”搞的是實證研究,也就是弄清歷史事實的工作,是有一份證據講一分話,從不做無據推論的。

   從“史實重建”的學術要求來看,“千秋”這篇文章滿目瘡痍。比如關于出兵朝鮮的問題,中央高層的決策過程非常復雜,包括毛澤東在內,都是猶豫再三,前后多有反復。直到決定出兵的前一天,毛澤東還給斯大林打電報,表示中國不出兵。林彪也是這樣的情況。但在中共中央決定出兵后,即派周恩來和林彪為代表到蘇聯與蘇方洽談有關作戰的具體事宜。這說明林彪與中央態度是一致的。至于說林彪反對出兵朝鮮的罪名,這是文革中批判林彪的政治需要。關于林彪對出兵的態度,襄贊赴朝軍務的情況,著名學者沈志華先生已有文章說明,前后過程講得很清楚。“千秋”直到現在仍然還拿文革中的批林材料做翻案文章,這是很不著調的。說明作者還沒有走出文革。

   還有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由于事發突然,撲朔迷離,充滿了各種想象和猜測。其實,如果拂去了流言和謠言的泡沫,基本線索是能夠梳理清楚的,并沒有什么“陰謀論”,更沒有毛澤東故意設套逼跑林彪的問題。我曾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過《“九·一三事件”謎團解析》一文,批駁了紀實文學作家舒云在“九·一三事件”上虛構史實的種種偽說。鑒于制造偽證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互通聲氣的一個小圈子,我在這篇文章中特別有針對性地指出,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不能搞“幫派史學”。這篇考證辨偽文章所做的就是“史實重建”工作。海外以林彪擁躉得名的丁凱文,是這個小圈子里跑海外市場的角色。該文發表后,他立即撰文痛罵說,這篇文章把他們這些年的“研究成果”都否定掉了。但他的反駁文章除了大罵“中央黨校史棍攪局”“官方學者”之類外,并拿不出任何確鑿證據支持他們的“研究成果”,還把自己搞錯的事拿來當做打人的棍子,這是無法進行學術對話的。丁文一出,立馬遭到眾多網友批駁,無法招架,很是狼狽。這就是對歷史心存偏私的結果。

   所以,對林彪事件的研究,一定要跳出個人恩怨的小圈子。不能因為受到過某種牽連,就一定要當翻案黨,非要向官方討個說法。我也采訪過一些與林案有聯系的人,有的人給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言談坦誠而心境平和,能夠客觀地看待歷史和個人遭遇。其實,只要不搞拉幫結派的小圈子,大家是可以一起探討問題的,沒有什么不可以說的。倒是那些故意曲解史料、偽造史料的人,還真有些不可告人的目的。這些人是以研究林彪為噱頭,在不了解文革歷史的外人那里,哄騙點血食供品。所以,學術上正常的批評和質疑,都會讓他們氣急敗壞,叫罵起來。走到這一步,就是承認輸理了。

   我認為,翻案是搞政治,實證是搞學術。不贊成把歷史人物的研究搞成一門翻案學。如果真有哪位先生對文革林彪問題感興趣,那就走實證主義的研究路線,扎扎實實地搞清楚與林彪事件有關的幾件事情,這要比做翻案文章強得多。

   研究歷史人物,應是首先搞清楚人物行狀,然后才是月旦人物。這樣,評論他們的功過是非,才能言之有據,不失之于偏頗。這個次序是不能顛倒的。如果先論是非,后論史實,那就是定見在先了。這是小說家才干的事情。歷史研究與搞文學創作不同。文學創作是要編造一個情節曲折的好故事,故事的謀篇布局可以定論在先,主題先行,預設立場,虛構邏輯。歷史研究則是要回到歷史現場,講清楚歷史發生的真實過程。還原歷史是需要拿證據說話的,需要在鉤沉史料上下功夫,通過對史料的去偽存真,剝繭抽絲,不斷接近歷史真相。這樣梳理下來的研究結論,有可能完全不同于研究者原來的預想。這才是“史實重建”的工作。而“千秋”文章,只是在幾個文革高層政治事件中兜圈子,做猜想游戲,而對社會的文革過程,尤其是基層社會的文革過程,毫無史感可言,完全是不接地氣的。并不清楚民眾在文革中的痛苦遭遇,卻還要在為林彪翻案問題上替人民代言;把自己的聲音稱為“歷史的聲音”,還寫到文章題目上。這種揮斥方遒的貴胄氣,在學術研究中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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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回到高層研究與底層研究的關系問題上來。我現在關于文革高層的研究還在做,之所以拐彎又搞了一下底層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其動因主要是發現僅就高層研究高層是不容易深入下去的。單純的高層研究有很大的時空局限性。如果不把中央高層的矛盾斗爭放到更廣闊的社會大背景中去認識,還是停留在單線條的研究范圍之中,就很容易把高層的人事摩擦無限擴大,陷入人際關系的姑嫂斗法故事里面,甚至會給一些別有用心編造故事者以可乘之機。而這,正是現在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情。

   所以說,要想真正了解高層人物的實際作為,就不能不了解社會底層和百姓生活。高層決策都是根據他們了解的“底層實際”來做的。高層決策的效果好壞,都是由底層百姓來承擔的。底層狀況的反饋,也影響著高層決策。打通了高層與底層的關聯,把歷史的單線研究擴展為多復線的研究,也就走出了權力斗爭史學的偏狹。

   對研究者而言,能夠打通上下,讓歷史的多復線關系充分呈現出來,使事件之間因果聯系鏈條更為豐富,會帶來收集、鑒別和解讀史料的許多便利。在歷史敘述中,事實是最大的邏輯。在這個上下打通交叉錯雜的多重因果聯系網絡中,一些人為制造的假史料是很容易被剔除出去的,而一些常見的史料也會再次發現新的價值。

   當前,在文革林彪研究中,因為檔案史料較少,回憶錄一類的口述史料占了很大分量。但這些回憶口述并不都是真實的,有的對話場景明顯就是后人的偽造。即使是真實的回憶口述,也會有許多錯誤。如整理者的知識錯誤,傳主本人的記憶錯誤等等。我與許多學界朋友都討論過口述史的問題,認為:一是必須要做,二是必須要警惕。上海文革史家金大陸先生說,“口述史的價值和它的問題一樣大”。這是一句很經典的話。

有學術訓練的歷史學家,都清楚口述史料的局限性很大,使用時會非常謹慎,不會輕易采信一家之言。但一些粗心的學者,往往會為這些口述史料的獨特性所吸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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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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