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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砸爛公檢法”的一個典型樣本分析

——以劉麗英回憶錄和沈陽公安“文革”史為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362 次 更新時間:2014-08-29 20:48:49

進入專題: 砸爛公檢法   文革  

王海光 (進入專欄)  

    

   在“文革”初期的群眾造反運動階段,公安機關先是“不作為”,奪權后被迫卷入運動;在奪權中,公安機關因其重要性,成為首先被“軍管”的系統;“斗、批、改”階段,在軍管狀態中的公安機關被“砸爛”;林彪事件發生后,公安機關的組織和業務得到初步恢復,但其功能被完全政治工具化。

   公安機關是國家的強力機關,一向被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 ,在公檢法三家中一直居于老大的地位。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公安部門都是沖在階級斗爭的風口浪尖上。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系統卻成為了被“砸爛”的部門,從中央機關到基層單位,層層犁庭掃穴,各級領導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務、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大批干警遭受迫害,許多人被趕出公安隊伍,多年積累起來的公安業務工作基礎毀于一旦,成為“文革”的一個重災區。“徹底砸爛公檢法”, 搞亂了社會治安秩序,使國家本來就極不健全的法制毀壞殆盡,所鼓吹的 “群眾專政”的“亂法”,更是法制建設的倒退,是造成冤假錯案遍地的一個重要原因。

   公安機關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是文革史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其特殊性在于:這是一個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關鍵部門又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被“徹底砸爛”的過程,是一個剛剛建立起的國家法度又被“徹底摧毀”并向軍法時代倒退的過程。所以,相對其他部門的“文革”運動,公安機關的運動過程,比較典型地反映了“文革”的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全盤否定建國后“十七年修正主義路線”的運動特點;二是 “群眾性”暴力與“組織性”暴力相結合的專政特點。實際上,這也是“文革”之所以不同于過去歷次政治運動的兩個重要特點。無疑,公安系統的“文革”運動理應是文革史研究的一個重點領域。

   有關公安系統“文革”運動的情況,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撥亂反正及平反冤假錯案中,在一些公開或內部材料已有其中部分鱗爪的內容。各地編修的公安史志,對“文革”也有一般性的涉及。但整體上講,這些材料大都比較粗略和零碎。另外,在公安人物傳記和回憶錄中,也有一些關于“文革”的內容。如《羅瑞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長羅瑞卿》(群眾出版社);《徐子榮傳》(群眾出版社2002年);嚴佑民的《公安戰線五十年》(群眾出版社2005年)等。還有《馮基平傳——京都第一任公安部長》(群眾出版社1997年);《王芳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但這些傳主,都是公安部門的高級領導干部,在“文革”中,有的是發動運動時就已經確定的革命對象,有的是運動開始不久就被打倒了。因此,他們親身經歷的“文革”,主要是他們遭受迫害的個人經歷,反映不出來公安系統“文革”群眾運動層面,難以窺見公安“文革”的運動全貌。由于資料缺乏,學界對于公安系統“文革”運動的認識一般是比較模糊不清的。

   2009年新華出版社出版了原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劉麗英的回憶錄《往事回首》,敘述了她所經歷的沈陽市公安局的“文革”運動,提供了基層單位“文革”運動的一個比較完整的樣本。以筆者所見,在國內比較詳細地描寫公安系統內部“文革”運動的回憶錄,這是第一部。以作者當時的一名科長級干部的身份而言,也應具有民眾史學的獨特價值。本文試圖通過這個樣本,將“文革”運動的宏觀視野與單位“文革”的微觀視角相對照,同時參證和比對其他零散的材料,以求對公安系統“文革”的基本脈絡及其運動特點做一個粗略的梳理與解讀。

    

   一、《往事回首》的“文革”運動樣本價值

   回憶錄寫作,一向有親自撰述和請人代筆兩類,其存史的價值差異很大。《往事回首》是作者自己撰寫的回憶錄,講述的是她個人的成長過程和調到中紀委之前的工作經歷。其中主要的篇幅是講沈陽公安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她的“文革”遭遇。對歷史細節的記憶具有第一手史料價值。但是,任何回憶錄,無論材料多么可靠、記憶多么鮮活,都會有作者自己的局限性。因而,要確定那部回憶錄存史的樣本價值,需要對作者本人的基本情況、作者寫作的方式方法、作者在歷史中的特定角色、參與歷史活動的身份地位,以及作者所處的歷史局部與整體的關系等等,有一個基本評估和認識。

   劉麗英出身于哈爾濱市一個普通的城市貧民家庭,1948年7月初中畢業后被選調到哈爾濱公安總局干部學校學習。隨后參加了沈陽市公安局的接管,成為了新中國第一代公安干部。在沈陽市公安局里,她長期從事干部工作,對局內干部人事情況了如指掌,有“活字典”的美譽。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沈陽公安局的領導干部被打成了“走資派”。劉麗英是沈陽公安局人事科長。作為關鍵崗位上的中層干部,也受到沖擊。她性格耿直,嫉惡如仇,敢作敢為,又最熟悉公安局人事關系,很自然地成為了沈陽市公安干警的“保守派”代表,也因此遭到了殘酷斗爭。她在“文革”中的經歷,可以作為“砸爛公檢法”歷史過程中的一個人物寫真。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劉麗英堅持原則,抵制亂拋干部檔案整干部的惡劣做法,因而被一些別有用心的“運動棍子”打成“保皇派”。在“奪權”階段,機關單位也組織起了各種群眾組織,劉麗英和觀點相同的同事們也建立起了自己的組織,與那些“運動棍子”進行斗爭。在軍管階段,她又堅決反對“砸爛公檢法”的做法,與軍管會的胡作非為進行斗爭。因為劉麗英堅決反對亂打亂斗,為“運動棍子”們所不容,遭到殘酷的打擊迫害。她經歷了“清理階級隊伍”的殘酷斗爭,清查“五一六”的“逼供信”,“斗批改”的“五七干校”懲罰性勞動。受到留黨察看,撤銷科長職務,降兩級工資的處分,被趕出公安隊伍,以走“五七”道路的名義下放農村勞動改造。直到“文革”結束后,劉麗英才重新回到了公安隊伍,還參加了沈陽公安系統清理“文革”幫派分子的“揭批查”運動。也就是說,作者不但親身經歷了“砸爛公檢法”的全過程,還在事后參與了對有關事件的調查和對當事人的處理。這使作者對沈陽公安單位“文革”的知情程度比較完全,歷史記憶能夠比較完整。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中,劉麗英被搞得家破人亡,先后失去了丈夫和父親、母親三位親人,自己遭受了大會批斗、殘酷毆打、戴手銬、坐監牢各種迫害,身體上留下了終身殘疾,精神上留下了永遠噩夢。如她的書中所言:“在這場浩劫中,遼寧省是全國的‘重災區’,沈陽市公安局是遼寧省的‘重災區’,我家是沈陽市公安局的‘重災戶’。” 當劉麗英從紀檢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以后,許多出版單位希望她寫回憶錄,回顧在中紀委參與查處一些大案要案的情況。然而,對作者來講,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卻是她在沈陽公安局經歷的這段刻骨銘心的“文革”歷史。

   但是,要理解作者所說的兩個“重災區”的意義,還需要對遼寧省和沈陽市的“文革”運動有一個背景性的認識。

   沈陽市是遼寧省會城市,中共東北局所在地,“文化大革命”烈火燒得早,來勢兇猛,與北京的運動步調是基本一致的。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北京大學聶元梓七人的大字報后,在沈陽的一些高校,東北工學院、遼寧大學等院校的師生,也效法而行,給本院校黨委貼出大字報。其他如紅衛兵運動、“破四舊”、大串聯、批“資反路線”和奪權等,沈陽都是亦步亦趨。

   在“奪權”以后,各省區的群眾組織大都是分成兩派,沈陽地區分成了三派。即:“遼革站”(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遼聯”(遼寧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八三一”(毛澤東思想八三一沈陽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這三派群眾組織相互攻訐,“三國演義”打得一塌糊涂。僅以1968年8月沈陽市的派仗為例:6日,“八三一”和“遼革站”兩派組織在興華電器廠發生武斗;10日,在沈陽黎明機械廠發生大型武斗,兩派群眾組織動用了輕重機槍、火炮等武器,死傷100多人;17日,沈陽紡織廠的“遼革站”與“八三一”兩派組織發生大型武斗,燒毀原棉17000多擔,價值250多萬元;22日,到北京參加解決遼寧問題會議的代表,在東塔機場乘飛機時,護送代表的“遼聯”和阻攔的“遼革站”兩派在機場發生武斗,前往制止武斗的解放軍戰士有3人被打死,15人被打傷。 是月,沈陽市各派群眾組織開始搶占市內高層建筑,控制制高點,封鎖交通要道。 由于不斷發生武斗,造成市內斷糧。不得不由沈陽部隊派車向市內運糧,以保證居民口糧的正常供應。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沈陽三派群眾組織赴京代表,并指示要制止武斗、恢復交通、恢復生產、恢復正常秩序。

   為了說明這場政治“災害”在遼寧沈陽的嚴重性,可見下列一組數字:1、據清隊(按:即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建黨中的統計,沈陽市各縣區、系統(公司)和中央、省屬205個單位,被審查的“走資派”共21914名。2、從1968年8月到1969年底,沈陽市到農村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閑散居民、機關干部、財貿職工、職工家屬人等,就有37.1萬多人。3、沈陽市在清隊和“一打三反”中,非正常死亡2890人。其中,清隊中死亡2597人,“一打三反”中死亡293人。 “文革”結束后,據有關方面統計,在十年“文革”期間,遼寧省有2萬5千多人被打被逼致死。

   但是如果放眼全國,比遼寧省“文革”災情更嚴重的省份還是為數不少的。且不說沈陽的武斗規模與重慶、廣西、山西等地的武斗,根本不是在一個等量級上。既是在省會城市中,沈陽市的派性武斗規模也比不得同是中央局所在地的西安市,可能也比不得同在東北的哈爾濱市。就穩定局勢的時間來看,遼寧省和沈陽市是1968年5月10日同日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在東三省是最后一個省份,比“文革”領導集團預定的時間要晚半年多,但在全國省區中并不算是落后。無論是造反動亂的持續時間,派性武斗的激烈程度,還是致死的人數而言,遼寧省的“文革”運動在29個省、市、自治區中,都算不得是名列前茅的。但是,遼寧省受“文革”極“左”思潮影響深重,不但極“左”路線貫徹的快,階級斗爭的弦崩得緊,還有自己的發明創造,是整人狠、跟風緊、出“經驗”的地區。如影響全國的“經驗”有“白卷先生”張鐵生上大學管大學的經驗,“開門辦學”的“朝農經驗”,用所謂的“社會主義大集”取代農村集市貿易的“哈爾套經驗”等等。在這個意義上的“重災區”,自然也是說得的。

   公安機關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對干部的政治審查極為嚴格,選用的都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人。為保證“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牢牢地掌握在“無產階級”自己手里,歷次政治運動,凡是社會上搞的,公安機關都搞;社會上不搞的,公安機關自己還搞,各種內部整頓不斷。按理說,早應該是搞成“水晶石、玻璃板”一樣的單位了吧。但是,“文化大革命”一來,公安機關同樣還是在劫難逃,是“文革”的重災區之一。作為大反“十七年”路線的一個惡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公安機關層層被“砸爛”。

   從公安系統“文革”運動的角度看,沈陽公安系統的“文革”則是非常具有典型意義的。首先,沈陽市公安局是新中國最早建立起來的大城市公安局,在新中國公安建設過程中有代表性,具有“文革”中否定“十七年”公安路線的一般性意義;其次,沈陽公安局的“文革”與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公安廳局的“文革”不同,沒有直接牽涉中央高層政治斗爭的背景,不是“文革”領導集團直接關注的對象,運動過程比較單純一些,比較突出了地方和部門特色;再次,沈陽公安局內部的造反派出現得早,運動過程多有反復,能夠反映單位“文革”派性斗爭的內生特點;第四,公安機關的“奪權”是通過軍管的方式完成的。沈陽公安局的軍管早,時間長,對廣大干警的迫害面大,各方面 “砸爛”的都比較徹底。軍管人員不熟悉公安業務,不懂法律,卻有著階級斗爭的政治偏執,是造成大量冤假錯案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在全國“徹底砸爛公檢法”中,沈陽公安系統的個案具有普遍意義上的典型特征。

遼寧省和沈陽市在“文革”中造成大量冤假錯案的情況在全國是具有代表性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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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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