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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30年來林彪事件之研究(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0095 次 更新時間:2014-04-08 13:05:39

進入專題: 林彪事件  

王海光 (進入專欄)  

  

   2、海外出版的關于林彪事件的史料類書籍

   海外關于林彪事件的史料,一是一些歷史見證人特別是一些“文革”負面人物的口述回憶史料;二是關于“文革”和林彪的史料匯編;三是一些研究著作中披露的史料。關于“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和美國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最為著名,后者是最近海外一些研究者的主要資料來源。在各類回憶錄中,“文革”負面人物,特別是“林案”涉案人的回憶錄,最為人們關注,海內外的社會影響最大。本文主要敘述這方面內容。

   從1990年代開始,一些“文革”中的負面人物在香港等地陸續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這些負面人物大都是“文革”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和參與者。他們的回憶錄,比那些采訪類文章書籍更具有第一手的史料價值,也比那些官方版本的回憶錄,更具有個人記憶的鮮活性,補充了被官方版本遮蔽的許多內容。本世紀以來,境外出版了許多關于“文革”和林彪事件的當事人回憶錄,與大陸關于林彪的相關研究,特別是官方版本的回憶錄,構成一個多方面的互證對應關系。雖然在海外出書可以避免政治審查上的限制,但這些回憶錄不可避免地也都會存在有當事人選擇性記憶和整理者選擇性記載的問題,讀者不能不察。其中比較重要的書籍有:

   前文革小組重要成員王力的回憶錄有兩部,一部是《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一部是《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王力是“文革”意識形態的主要筆桿子,在“文革”初期參加中央高層會議,與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等有直接交往。他認為自己是被江青打倒的,書中對林彪、江青的看法都是負面的。王力對“文革”初期軍隊卷入運動的情況有較詳細的記述,對林彪口述的軍委八條的評價不高,認為“八條”授權軍隊對群眾采取專政措施,可以宣布某派是反革命組織,可以抓捕和開槍,造成了嚴重后果。王力書中還披露說,青海發生了趙永夫事件,軍隊開槍打死打傷群眾百余人,林彪聽匯報后說“打得好”。[1]

   徐景賢著有《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作者在“文革”中任上海市委書記,屬于張春橋派系的核心成員,有“徐老三”之稱。書中涉及林彪的有多篇,關于廬山會議的最為詳細,稱為“廬山會議目擊證言”,有許多細節可以感受到現場氣氛。但有些情況并非作者親歷,是事后補充的材料。書中關于林彪集團的許多敘述是來自事后的清查材料,很多地方因襲了“文革”中批判林彪集團的材料觀點,延續了“文革”中對林彪事件的傳統認識。

   王力、徐景賢回憶錄的主要價值是,從中可以看到“文革”時的“文人集團”與林彪和軍人集團的矛盾。

   “文革”的造反派領袖,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聶元梓在香港出版了《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書中也提到她參加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的情況,對吳德《十年風雨紀事》、徐景賢《十年一夢》中提到她的情況進行反駁,否認她在廬山會議上搞過串聯活動,認為是吳德、吳忠對她搞了政治陷害。

   陳伯達自述和口述的書有兩部,一部是《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2000年),一部是《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這兩部書都是陳伯達兒子陳曉農整理的。《遺稿》中有給有關部門的材料,最重要的是關于九屆二中全會的兩篇:一篇是《從九大到廬山會議》(1983年),一篇是《九屆二中全會憶記》(1980年前)。《口述》是陳伯達晚年父子對話,由陳曉農回憶并以文獻史料為佐證而整理出來的。這兩部書的整理和注釋都比較規范,當事人的當時敘述與整理者的后來解讀分得很清楚,文本質量較高。書中對起草九大報告的情況有新的補充[2],還講陳在整個起草過程中只見過林彪兩次。關于廬山會議的問題,陳不承認有“林陳聯盟”。陳還說,他不知道毛澤東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的事情,只聽毛說過,中國農民多,要設國家主席,可以讓陳永貴當。《口述》根據當前出版的文獻書籍資料,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為陳伯達進行了辯誣。該書與官方黨史關于九屆二中全會的敘述不同,具有對證價值。

   前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口述、金光談話記錄的《落難英雄——丁盛回憶錄》(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08年),講述了廣州軍區與林彪的關系。該書原本是2001年金光根據丁盛的口述錄音整理的自印本,曾由丁盛親自校改增刪,后由余汝信整理編注,才正式出版。書中回憶了他到廣州軍區后與林彪接觸過的情況,說廣州軍區絕對忠實于毛澤東,絕對沒有搞陰謀詭計,根本不知道“林彪南逃”的事情。

   最近在國內外學界影響最大的,是在香港相繼出版了關于林彪集團的“四大金剛”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黃永勝的口述回憶錄。軍委辦事組核心成員黃吳李邱等人,在“文革”前期曾與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派發生了激烈的矛盾沖突。“九·一三”事件后,他們作為林彪死黨被拘押在北京衛戍區。“四人幫”倒臺后,他們滿以為能夠得到釋放,不想卻被關進秦城監獄,在“兩案”中被作為林彪集團案的主犯判了刑。在他們的回憶錄中,一方面講述了他們在革命戰爭時代的經歷和功績,一方面對“兩案”給他們定的罪名進行申辯,乃至反駁。這些境外出版的個人私撰回憶錄因為沒有什么政治禁忌,不但比那些官方版本的回憶錄放得開、寫得活,而且因為作者反復寫材料的強化記憶,多年來抱有委屈心理,對一些歷史細節和現場情景的印象記憶猶新,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史料,豐富了關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史源。這些回憶錄中對軍隊內部的復雜關系、對軍隊“文革”的情況、對軍委辦事組的工作情況、對“文革”中軍人集團與文人集團的矛盾、九屆二中全會及其前后的情況、“九·一三”前后的情況等等,都有很多的細節描述和新史料的披露。這些回憶錄披露的許多事情,與官方主流敘述的差別很大,甚至是對立的,從而形成了“兩造”具備的對應關系,對于開展對證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重要史料。如果能夠將“兩案”的檔案材料公諸于世,與他們的口述回憶相互對證,對深化林彪事件的研究無疑是有重大意義的。

   黃吳李邱這些人的回憶錄,具有當事人第一手的史料價值,比過去那些以采訪黃吳李邱及其家屬子女為名的文章書籍更具準確性。學界有人說,林彪研究由此進入了“回憶錄時代”。但是,回憶錄是史料中可靠性較低的一種,會有許多不確定性。當事人的回憶都受自己的利害關系影響,況且回憶時的信息環境發生了變化,不似事發之后的當即信息環境,所以他們的敘述能不能當作可靠證據,還需要經過史家的鑒別考證。從入史的角度講,起碼有三項工作需要做:一是需要考察他們以往的審查交待材料與公開出版的回憶錄的關系,考察其說法的流變;二是需要考察這些回憶錄的寫作和整理過程,特別是原始手稿與出版稿的修改關系;三是需要考察他們的回憶錄與其他人的回憶和文獻材料的印證關系。但由于官方檔案材料未能開放,這些回憶錄的原始手稿也未能公開提供給學界,現在對其史料價值的評估只能是初步的,即只能根據現有的公開材料進行鑒別分析。不管如何,這些回憶錄都有立此存照的意義。

   從深化林彪事件的研究來講,筆者對回憶錄中的某些“爆料”持審慎態度,認為這些回憶錄出版的最大價值主要是:一是提供了對證研究需要的與官方觀點不同的被告方觀點,可看到過去被官方敘述遮蔽的部分;二是提供了從他們個人觀察角度的歷史現場感,這是在檔案文獻史料中看不到的情景,展現了鮮活的人物形象;三是把林彪事件的發生背景拉得很開,使人們注意到了黨內、軍內長期存在的一些派系矛盾,以及體制背景的因素。從存史角度來看,這些回憶錄中有些事情能夠相呼應的部分,可信程度較高;但同時也有不少明顯誤記和自相矛盾之處,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值得探討的地方。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涉及到“文革”和林彪問題的有五章(全書共十六章)。據悉,作者最原始的回憶錄版本只有十幾萬字,經不斷補充修改而達到七十多萬字。該書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事件細節,推翻了作者過去提供的一些重要證詞。吳法憲在“九·一三”后的交待材料中,對他作的假證詞在下面劃有重點號,很容易辨別出來。有的證詞是他在“兩案”審判時就已經推翻了的。但有的則是在“兩案”時也承認過,書中才推翻的。如葉群對吳法憲說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擺”的談話。書中說,這是他從程世清那里聽到的,汪東興傳來的話。葉群從來沒有對他說過。[3]在“兩案”審理中,是允許案犯翻供的,吳說的比這個問題更嚴重的證詞——如關于葉群8月8日回北京問題的假證都推翻了,為什么這句話當時不去澄清呢?而且他在“兩案”交待材料中關于這個談話的敘述,曾說過是不止一次聽到不同人講。[4]聽葉群講的是在先的一次,聽程世清講的是在后的一次。由于吳的說法多變,此話尚難以定論。書中有許多評論性話語,不似吳法憲本人的言論風格。該書在章節標題上有故意追求視覺效果的問題,如第十六章《“保外就醫”到濟南》的第一節標題是“連話都不會說了”,讀者會以為吳法憲被關押得連話都不會說了。但看該節所述,是監獄管理員告訴吳的話,要他與同案犯邱會作、江騰蛟、王洪文多在一起活動,免得“將來連話都不會說了”。這是出于照顧吳生活的好意,與標題的意思是相反的。該書對歷史的認識有明顯的護短傾向。如講到吳法憲在廬山會議上揭發黃克誠“私藏金子”的問題,書中對這些不實之詞進行了道歉,但又說黃克誠有為本部隊利益的“本位主義”。戰爭時期的給養供應大都靠部隊自籌,包括吳的部隊在內,誰能沒有這樣的“本位主義”?這樣的攪理,不似是老軍人應該說出的話。該書對史實的把握多有不準確之處。閻長貴在《關于<吳法憲回憶錄>下卷中的若干史實》一文中,曾列舉了15處史實錯誤,還有一些人名錯誤和用語錯誤。[5]就筆者所見,閻文未提到的書中誤記之處還有不少。吳法憲女兒吳金秋在網刊《記憶》上發了談回憶錄的兩篇文章[6],稱“回憶錄的價值就在于它的不完美”,反對用考證的方法對待回憶錄,指責學者對回憶錄的史料價值進行學術評價。這與口述史大師唐德剛為李宗仁、胡適等做口述史的做法和觀念,是大相徑庭的。由此,也不難理解《吳法憲回憶錄》整理者的態度和問題所在。

   黃永勝兒子黃正寫的《軍人永勝》(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主要是講黃永勝的革命戰爭經歷,“文革”前主持廣州軍區的情況。關于“文革”中的黃永勝,該書只是在尾章中進行了敘述。書中講述了一個重要的情節:打倒楊成武,調黃永勝來京當總參謀長,黃本人事先一點不知道,是毛澤東親自圈定的。書中使用的是紀實文學筆法,真正具有史料價值的主要有兩篇:一篇是尾章的黃永勝晚年的父子《問答錄》,可以看作是對黃永勝的口述采訪史料。最突出之處是寫林彪出逃后,黃怒喊:“他媽的!跑什么跑?!”這表明黃吳李邱四人對林出走并不知情,而且是反對的。另一篇是附錄中黃永勝老秘書遲澤厚寫的《不識時務亦俊杰》。遲文講了黃的工作作風和人格特點,主持廣東“文革”的支左情況,到中央工作后與江青集團的矛盾沖突,以及九屆二中全會和“九·一三”的問題,還不點名地說了許世友在廣州軍區期間搞清查擴大化的問題。遲文雖然為黃辯護,但敘事條理清楚,邏輯清晰,比較客觀。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是諸部回憶錄中分量最重的一部,關于軍隊“文革”和林彪事件的章節篇幅最大,有十七章(全書共四十六章)。據悉,邱會作生前曾留下了150萬字的回憶錄素材稿。這些手稿是邱會作自1981年“保外就醫”后,在夫人胡敏的幫助下,用近20年時間寫成的。此外,邱生前多次接受有關研究人員的采訪,存有根據錄音整理的文字記錄。邱去世后,其家人參考上述談話記錄,將回憶錄素材稿進行整理,對重復敘述處予以刪減、壓縮,并對全書涉及的史實與可以找到的其他相關資料進行了校正,最終形成了七十多萬字的《邱會作回憶錄》。該書講述了很多中央高層內部的詳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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