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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學者、學問與學品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863 次 更新時間:2013-12-11 12:28:01

進入專題: 學者   學問   人品  

王海光 (進入專欄)  

  

   如今社會,知識爆炸,信息發達,名詞概念泛濫,專家學者迭出。舉目望去,形形色色的專家學者如過江之鯽,出入大小媒體,行走江湖之間,大言高論,不絕于耳,朝三暮四,不知所云。更還有媒體的幫襯捧場,把學者、大師的方巾帽隨意摜來摜去,讓人不知所以。在學者的方巾帽下,三教九流,官商學巫,品流甚雜,更有一些曲學阿世、欺世盜名之徒混跡其中。不僅百姓大眾常被誤導,就是士林中人也難辨真假。在當前行政主導的學術評價體系下,能成為教授、博導的,并非都是學者。反倒是在沒有職稱學銜的山野逸士中,還可見到一些真正的學問人。社會轉型時期,學者有著引導大眾是非取向的責任義務,不可以等閑視之。以筆者陋見,大致會有四個方面的要求。

   首先,是否具有真實性的問題意識。

   世人一般以為,學者是具有知識權威的身份象征。實則不然。學者與專家是有所不同的。專家是知識工具,在某件事情上具有常人不備的專門知識,就可稱為專家。而學者并不以專門知識為能,其本意是指那些具有學養造詣的讀書人,或者說是一種以學術為業,探求知識的生活方式。為學追求的是知識本身,還是知識權威的地位,是真假學者的最大區別。真學者對知識有敬畏之心,懂得知識人生的價值,享受獲取知識的快樂,其問題意識產生于知識本身。假學者則是把知識當作商品,出于功利心的需要,對待知識的態度是傲慢的,以充當知識英雄為目標,其問題意識產生于權錢市場的需求。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謂是道盡了千古學者的人格目標和學術理想。學者孜孜以求的是認知世界,以掌握知識為本事,是在探求真相和追尋真理的道路上不停奔波的旅人。在蕓蕓眾生中,他們總是搖晃著充滿問號的腦袋,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廣袤的大千世界,不斷提出問題,尋找著某種合理性。這是一種永遠在路上行走,以品味知識為生活樂趣的人生狀態。

   學者的知識能力如何,首先體現在具有什么樣的問題意識上。“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問之道,在學,在問。有什么樣的學術修為,就有什么樣的問題意識。如果動輒一大堆術語名詞,言不及義,故弄玄虛,這是還沒有破除名相,學力不逮的表現,還沒有能力消化成為常識化的問題意識。學者的問題意識,具有始發性和原創性的知識意義。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而問題的提出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能不能提出真實性問題?能不能提出有質量的問題?能不能精準地把握問題的關鍵和實質?這是學者的知識能力的體現。只有長期潛心治學,才能具有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的能力。可以說,能夠提出什么樣的問題,既是學養高低的表現,也是學品優劣的考量。

   盡管每個學者研究領域不同,研究問題的大小不同,但對提出問題的真實性要求并無二致。無論有多高的學歷、學銜,無論有多少著述,多大名氣,只要沒有真實性的問題意識,也就算不得是學者了。猶如做文章一樣,如果題目都破不了,真偽都搞不準,還能做出什么文章來?社會轉型時期,學界有濃厚的功利主義傾向。其表現之一,就是有為數不少的一味跟風,做命題文章的學者。東風來了,就論證東風好西風惡;西風來了,就論證西風好東風惡。固然可以領風氣之先,有扶搖直上青云之便,但已然失卻了真實性的問題意識,嚴重者就走到了曲學阿世一途。現代著名中國哲學史家馮友蘭在晚年曾檢討了自己一生治學經歷,對在“文革”中參加“梁效”大批判組的失足深表懺悔。當代學者應引以為鏡鑒。

   當然,有著真實性的問題意識是一回事兒,能不能把問題真正地講出來是另一回事兒。學者也是社會上的人,不是每個人都具有特立獨行的風骨,會遇到許多不由自主的無奈,有不得不“被”的尷尬,講真話經常是很難的,但還是可以做到不去講假話。“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一些老學者深刻檢討了建國以來假話成風對道德文化的毀害,給自己設定的底線是:可以三分真話,七分廢話,但絕不能說假話。“寧可失語,不可妄言”,這是學者起碼的道德底線。至于有意以偽命題,假問題混淆視聽,欺世盜名者,那則是自欺欺人的士林敗類了。

   第二,有沒有自知之明的知識邊界。

   學者以知識為本位,應對知識有敬畏之心,能夠準確地估量知識范圍,知道自己所知是有其確定邊界的,邊界之外再多走一步既是江湖。“學無涯,知有涯”。一個人的畢生學力所及的,只不過是知識滄海中的一粟而已。一個真正的學者對知識的敬畏之心,是知道自己的知識邊界所在,具有自知之明的分寸,不會有僭越的妄言,以無知充有知。孔夫子曾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就是知識理性的為學態度。西哲蘇格拉底也有類似的話,自稱“我只知道我是無知的”。先哲這些閃耀著知識智慧的千古格言,是對知識的莊敬自重,也是在表達一份生命的坦然。自知之明是人生大智慧,唯學而能知之。學者能夠清楚自己知識的邊界所在,有誠心正意的治學態度,恪守實事求是的本份,才能夠契合外物,自明而明他。

   社會轉型時期,是新舊知識的方生方死之際。一是承載知識的物質基礎發生了變化,從根本上動搖了學術和學者的獨立立場。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雖有言者的顧盼自雄,卻也道出了轉型社會的世情。二是知識的價值標準發生了混亂,顛倒了上智下愚的知識地位。所謂“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大言,既道出了對知識的傲慢,也道出了對知識的自卑,反映了社會急劇變動時的十分復雜的心態。在這種歷史情勢下,一個學者的學養學品,就看其能否有安分守拙的知識態度。

   要真正認識一位學者的知識學養,固然是要看他說了些什么,而更重要的,是還要看他不會說些什么。郭沫若在“大躍進”運動中賦詩頌歌,在“文革”初期向江青面獻諛詞,“批林批孔”運動中又寫詩“愿竭駑駘效策驅”,留下千古笑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公開宣布自己衛道孔學的文化立場,面對沒頂之災的壓力,慨然聲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實為后世學人楷模。兩人最大的差別,就是聰明人和老實人的不同:一個是孜孜以求地為領袖充當“文化班頭”,一個是老老實實地固守自己的知識本份。兩人學品的高下,已經定格在歷史中了。

   在當前名氣就是金錢的市場大潮中,敢于在沒有研究的領域夸夸其談,天下事無所不曉,無所不談,這是媒體英雄的作為,嚴肅的學者一般是不會去湊這個熱鬧的。學者對知識具有嚴謹如儀的態度,有安分守拙的智慧,自會有著為學的誠實和為人的率真。著名歷史學者沈志華先生與筆者把酒論學時曾說:“離開冷戰史領域,我就是一個出租車司機”。可謂是唯大學者能本色。能夠坦誠承認自己所知的有限性,正是恪守了學者的本份,這是敬畏知識的表現,是學問有道的誠實態度。

   由于知識傳承系統的斷裂和社會道德體系的崩潰,當下常見有些為學者不知深淺的出格表現。讀了幾本書,一知半解,敝帚自珍,牛氣烘烘地擺出一副傲睨古今的樣子,以不世出的學者自居。這只能說明其為學浮躁,根器淺薄,未入品流,觀者大可不必在意。學術的積累,有尺寸之功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動輒說自己對前人有多少創新的人,多半是還沒有讀懂前人。據筆者閱人經驗,凡是把自己的學問說成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高談闊論以讓人不知所云為能事的,不是有意自我炒作的狂妄之士,就是不知深淺的輕浮子弟,實不足以論學。

   第三,是否有一以貫之的價值標準。

   當今知識社會,學科門類越來越細化,各種專業術語層出不窮,各種學說流派各種觀點五花八門。社會知識總量的快速膨脹,同時帶來了學科間的認知障礙,不可能再出現通曉各門學問的宗師大家了。但學者以學問立身,并不在于涉獵的學科領域多少,通曉的術語概念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穩定的價值系統,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貫之的價值標準。

   學者的學問根基,在于其知識結構是否具有價值系統的穩定性。價值系統的穩定性是由系統內在的統一性決定的,表現為價值標準的一致性。統一性不僅是理論能否徹底,學說能否自洽的邏輯前提,更是其核心價值觀的規定性使然。其統一性的時空范圍越大,其價值系統的穩定性就越高。能夠一以貫之的知識體系,必然是符合經驗常識,具有人類普世價值的。可以放之四海,穿越時空,彰顯文明,是學問的大道。凡帶有個人、集團、黨派、階級的偏私,都是不能一個價值標準貫徹到底的,必然要背離經驗常識,制造理論上的吊詭,其價值系統是不穩定的。雖可以有應時的熱鬧,但一時喧囂之后,必定是煙消云散。孔夫子的“吾道一以貫之”,講的就是夫子之道內在的價值穩定性。幾千年的時空變幻,浪淘盡多少時髦學說,而孔子之學至今仍然在給我們溫故知新的知識啟迪,可不謂圣乎!

   學者作為一個社會的文化傳承者,文明守望者,并非天縱圣賢,絕頂聰明,而是有著對真實知識的執著心,有著推己及人的學識修養,有著穩定的價值體系和價值標準,因而可以超然物外,充當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真偽善惡的一把直尺。所以,正是因其能執著,有價值系統的穩定性,學者才被賦予了社會良知的度量衡的意義。而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計,價值標準游移不定的聰明人做不來的。

   是否保持價值標準的一致性,不僅是一個學理的要求,也是一個學品的要求。學者“外察諸物,反求諸己”。沒有內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夠,將會影響到對外部世界的審視能力,學業修為是很難登堂入室的。所謂德之不修,雖學有道,其行不遠。另一方面,既便是學富五車,如果沒有穩定的價值立場,知識就是浮萍飛絮,很容易趨炎附勢,物化為權力和金錢的附庸,那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了。

   學品如人品。學品的高低,人品的真偽,是要聽其言而觀其行的。從知與行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判斷其價值系統的穩定性。知行能夠統一,知識的修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夠相得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里不一,多重價值標準,勢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形成雙重人格。所以,有沒有道德品行的自覺自律,對知識的態度是大不一樣的。自己享受著錦衣玉食,卻向饑寒交迫者進行知足常樂的布道,既便能講得天花亂墜,也不過是非常滑稽的愚人節目。當學業失去了道德內化的意義,成為單純牟利的知識工具時,離自欺欺人也就不遠了。筆者不敏,對當下這些五花八門的理論觀點實在無力辨別高下,只有一個笨辦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價值標準的一致性。能夠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學,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偽學。卻倒也是屢試不爽,經常可以看到在某些冠冕堂皇言語下面的私欲作祟。

   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價值系統瓦解,道德體系崩潰,誠信不立,是非混亂,各種腐敗現象并發。不乏有以教師爺學者面目出現,靠販賣仁義道德謀權求財取色的偽君子。相對一般意義上的弄權枉法、假公濟私的貪污腐敗,那些唱著反腐倡廉的高調,干著男盜女娼勾當的偽善君子的腐化墮落,尤其為人們不恥。凡是以大公無私、奉獻自我的高調道德要求他人的,多半是自己還沒有建立起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其名利兼收的城府更不可測,貪財漁色的欲壑更難填平。據說有位以鼓吹“三個代表”聞名全國的著名學者官員,對外講話撰文俱是義正嚴詞,然而對內卻執政能力不強,讓二奶抱著孩子公開打到單位上來,被人們戲稱為“四個代表”——再加上包二奶的官員代表。這一類道貌岸然、口是心非、欺世盜名的學術騙子,對社會道德基礎的毀壞,遠勝過雞鳴狗盜的竊賊、明火執仗的強盜。

   第四,是否具有專業化的知識水準。

對學者的學術價值的認識,并不看有多少著述,而是看有多少文化貢獻。孔子“述而不作”,是為中國文化繼往開來的大宗師。正如朱熹所說:“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其功則倍于作矣。”在知識精英化的文化時代,學界的學術傳承有序,知識層次分明,學業標準清晰。而今的學界,先是文化刨根的革命,繼之市場大潮的沖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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