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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血緣文化與文化大革命(論綱·上)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799 次 更新時間:2013-01-06 10:13:36

進入專題: 血緣文化   文化大革命  

王海光 (進入專欄)  

  

  20世紀歷史學家、哲學家貝奈戴托o克羅齊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講的是人們觀察歷史的視角和認識歷史的方法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是以今天的知識水平來解讀過去的歷史。這句話用在"文革"起因上是再恰當不過了。在歷史研究中,關于事件的起因是最難把握的。因為起因問題的研究,不僅僅是考證史實,更重要的是解讀歷史的方法。關于"文革"的起因問題,學界一直爭論不休,眾說紛紜。筆者認為:可以三個時間尺度進行解讀。一是從中國現代化的長時段看,"文革"是中國一百年來的革命激進主義發展到了極致;二是從中共執政后的中時段來看,"文革"是在毛澤東試圖改革斯大林體制的機會主義政策發展到了極致;三是從1960年代中共收拾大躍進敗局的短時段來看,"文革"是中共黨內由政見之爭到黨權之爭的斗爭發展到了極致。這三個時間尺度,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分別從文化背景、制度背景和權力沖突背景,來說明"文革"發生的原因。"文革"是中國當代史的一個拐點。它把一切都搞到極端了,反而把中國推到了改革開放的新道路上。

  "文革"以其革命的極端形式,提供了認識現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絕佳的歷史樣本。特別是它顯示了我們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一些歷史沉淀物,具有長時段的研究價值,更能觸及中國社會深層結構的一些更具根本性的東西。

  本文嘗試從社會變遷的文化結構方面,從血緣文化的角度,分析革命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影響,提供一個思考和解讀文化大革命的視角。通過文化大革命這個最極端、最激進的革命形態,審視一下中國百年來的激進革命,改變了什么,沒有改變什么。解讀一下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的變化,觀察政治革命與血緣文化的關系,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與傳統的內在沖突如何發展到了極致。

  從革命的角度看,作為中國百年來激進主義發展的極致,文化大革命在最廣泛的社會層面上,撕裂了無數的家庭。在革命的沖擊下,夫妻反目,父子相仇,兄弟互鬩,親友背叛,相互揭發,你死我活,造成無數的家庭悲劇。同時,在文化大革命的"徹底打碎舊世界,建立紅彤彤的新世界"那些最激進的革命口號中,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的那些最狂熱的革命行動中,又恰恰反映了傳統的血緣文化和家族政治的特點,折射出了傳統中國王權體制和家族等級制度的歷史投影。號稱"最最革命"的這場"大革命",出現了舊時代的回光返照。

  這個現象說明,中國在革命過程中,雖然經歷了一場革故鼎新的激烈革命,雖然各種激進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實際上并沒有從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框架中走出來。中國革命的驚心動魄程度為古今中外所罕見,但為什么沒有走出歷史的輪回?這是一個世界級的問題,需要從革命歷史過程中分析其社會變化的機理。

  

  一、傳統中國的深層結構:古老而深厚的血緣文化

  

  人類繁衍生息而產生的血緣紐帶,是人類社會古老而恒久的關系。血緣文化是從人們的血緣關系派生的社會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母體。在古代社會,建立在血緣紐帶上的種族、氏族、家族關系,都是劃分社會分層的主要依據。在中世紀的社會等級秩序中,血統的貴賤差別和社會地位的尊卑高下是直接聯系的。嫡長子繼承制就是一種權力繼承的生物性選擇方式。這種靠血緣關系生成的社會關系,是一種原初的自然狀態的社會關系。血緣文化就是體現這種原始的生物性代際關系的社會文化,人們的社會關系受制于血緣屬性的束縛,是前現代化社會的一個主要文化特征。

  人類社會的發展坐標有兩點:一是群體生活的開放度;一是個人生活的自由度。在動物的叢林世界,唯獨我們的先民們設計出了復雜精巧的近親通婚禁忌,保證了人類群體繁衍生息的優化能力,使人類能夠走出動物世界的宿命,從一個個小共同體的氏族部落社會,集合為大共同體的國家和中心國家,再發展到超大共同體的全球化跨國體系。這個過程是一個從采集漁獵,到農耕文明,再到工商文明的文明演進過程,也是一個人類逐漸擺脫原始自然狀態的血緣紐帶,不斷在更廣闊的地域建立社會公共生活體系的組織能力拓展過程。現代社會生活是建立在契約文化基礎上的,在人際關系中血緣成分的重要性下降,社會成分的重要性上升,成為主導性關系--如業緣關系、學緣關系、宗教關系以及興趣愛好的同好關系等。現代化把熟人社會變成了陌生人社會,使人們的社會生存更多地依靠人們后天的能力,提供出了多樣化的社會合理性。所以,只有在這個擺脫血緣紐帶的意義上,我們才能夠深刻理解"人是社會的動物"這句話的深刻涵義。

  從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歷史來看,人類社會發展的張力,來自于每個社會成員不斷增大的自由發展空間、成員間不斷增多的合作機會、社會規則具有公正性、發展條件具有平等性。也就是說,社會化程度越高、人的先天影響越小,社會的文明程度就越高。血緣文化反映的是人類社會的最原始的自然屬性,它以先天的生物性關系主導了后天的社會關系,是一種落后封閉停滯的文化意識。人類社會進步到工商文明時代后,公共領域的拓展、公共資源的豐富、社會規則的完善、發展機會的增多、社會流動的加強,極大地提升人們生存的自由空間,使人們的社會生活擺脫了血緣屬性的束縛,拓寬了社會生活的領域,現在更是進入了地球村時代。所以,從血緣文化和代際關系的視角,能夠反映一個社會的現代文明程度,可以作為考察其現代化轉型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社會是血緣文化根基深厚,宗法觀念十分發達的社會。一是歷史悠久。從西周"分封建國"始,在血緣紐帶上建立起來的一套精密的宗法秩序,把家庭、家族的小共同體治理結構和國家的大共同體治理結構結合起來了。二是傳承有序。宗法文化在傳統中國文化體系中具有"道"的核心意義,秦漢以降的儒家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主干,儒生集團成為宗法文化的傳道士和衛道士。三是生活倫理與政治倫理的契合。從生活倫理上講,這套建構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血緣文化體系,保證了家庭作為基本社會單元的內在秩序。從政治倫理上講,儒家文化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溝通了家庭到國家的關系,形成了一整套宗法文化的政治治理結構。

  學界通常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最顯著的特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在宗法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套最完備的政治倫理體系。這就是以奉行忠孝的儒家學說為主干的社會道德倫理規范。二、在宗法文化基礎上,溝通了家與國的聯系,實現了家庭倫理觀念和社會政治觀念的統一,形成了一套從家長制到皇權的嚴格的宗法化的政治等級系統。

  建立在宗法文化基礎上的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治理框架是一種家國體系。國家是一姓獨大的某家朝廷,社會是以家庭為本位的百姓。在這里,家庭的宗親倫理和國家的政治倫理是同構的,即以"忠"、"孝"為核心的倫理綱常作為維系社會關系的最高準則。這就帶來了中國傳統政治最為典型的特色--家族政治化和政治家族化。由宗法文化劃分出來的不同名分,規定了各自的權利義務關系,把家長制和君主制放置在一個文化同構體上。國家事務,都是朝廷的家事。絕對權威的父權,擴大到國家就是絕對權威的君權。君臣關系、官民關系都是父子關系的放大,官吏對皇帝要如同子對父盡孝一樣盡忠,對百姓則又是父母官。從而以"君"、"臣"、"父"、"子"的名分,確立了整個社會的等級體系。整個社會,都是以"仁義禮智信"的五德,處理人際關系,協調社會關系。

  概括地說,中國社會的宗法制度,是由血緣、土地和宗法文化高度耦合而成的社會文化形態。在農業文明時代,它為中國農業文明的發展創造了穩定的社會條件。一是它提供了一個極其穩定的社會結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權利、義務,身份、地位及財產分配關系,在自然血緣基礎上的家族宗法關系上都有明確的規定性。聚族而居的宗法關系,把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家族為個人提供發展的條件,個人以家族為價值實現的目的地,光宗耀祖為人生最大責任。家對個人來說,有著終極歸屬的宗教意味。失去土地、無家可歸的人,則會是無法無天的"流氓",為社會所不容。二是它提供了一個管理成本很小的國家治理結構。國家的管理,向下只到縣治。縣以下是鄉紳依據宗法文化進行自治,給國家交稅納貢。清朝統治者總結的一條最重要的統治經驗就是"以孝治天下"。對家長能夠"孝",對皇帝就能"忠",這在權威人格的塑造上是一樣的。"家文化"以此溝通了家與國的治理方式。這是維護皇權統治的社會條件。三是它具有強大的社會再生能力,提供了一個極為強大的社會修復機制。中國幾千年有文字可載的歷史上,內亂外患一直不斷。經歷了無數次的軍閥紛爭、農民起義、外族入侵……但是社會修復能力很強。動亂過后,很快就能恢復繁榮。中國社會幾千年來屢經動亂,但社會結構依然故我。

  1980年代,金觀濤先生運用系統論等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曾提出了一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概念(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該書初版于1984年,在全民族反思的八十年代暢銷一時,后經多次修改補充。作者最早提出中國傳統社會"長期延續原因超穩定系統"的假說是在1979年)。這是很有啟發性的觀念。實際上,中國的這種宗法文化體系就是一個超穩定結構,它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國體制的延續,提供了一個繁衍生息的文化母本。

  孔子有言,"禮失求諸野"。意思是:上層社會的文化、國家層面上的體制被摧毀了,這不要緊,民間社會還保留有禮樂文化的傳統,積淀著豐厚的道德資源。可以憑借民間社會的禮法傳統、道德文化的力量,為上層社會修復失落的典章制度。孔子這里所講的,實際上就是社會文化形態的問題。政治制度是文化的載體,社會的文化形態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政治制度再怎么變化也是萬變不離其宗的。

  但正如每種社會文化形態都有自己的固有問題一樣,傳統中國建構在宗法文化基礎上的家國體系也有自己固有的問題。

  一是經濟社會領域中的自閉特征。血緣文化和自然經濟相結合形成的宗法壁壘,具有自給自足、不相往來的封閉、保守的特點,限制了社會流動的能量,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商品經濟長期滯留于萌動期,難以發展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是在文化思想領域的保守特征。宗法文化的特質是一種血緣等級秩序的政治倫理關系,對異端思想是不能容納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天然地要排斥新觀念、新事物,缺乏自我更新能力。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者們,幾乎無一善終。農民起義的造反運動,也無力改變他們的生存狀態。在宗法文化系統的制約下,人的個性價值和創造力很難得到承認,不能正常的發展。在政治倫理體系中,人的發展具有權威人格的特征,畏懼權力,崇拜權力,又依附權力。

  三是在公共政治領域的私德特征。在政治倫理化的文化系統,是一種具有血緣文化色彩的身份社會。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往往以血緣和權力的結合形式表現出來。家庭親屬是血緣關系,師生、同學、朋友、同鄉是派生出來的準血緣關系,這些血緣與準血緣關系與權力、利益關系黏合在一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社會利益集團。國事和家事,不過是大私、小私之分。對于"公共"兩字,傳統中國人是很陌生的,習性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戰;慣于斗氣,拙于斗理;習慣于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強人們更是以不受公共規則的約束為能耐。在這種私德文化下,最容易出現混世魔王,也不乏效忠王朝的忠臣義士,但很少能有為公理、公義、公利而犧牲的仁人志士。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們重人情,輕人性;重親情倫理,輕契約規則;血緣觀念非常清晰,權利意識非常模糊;血緣的家族意識很強烈,社會的職業意識很薄弱;宗法文化發達,公共意識淡漠。在宗法文化的親親關系下,人情和利益交織,權利與義務混淆,人際交往的邊際不清,權利主體不明確,是以一種溫情脈脈的"恩庇"關系模糊了真實的利益關系。

  傳統宗法文化是一種人情文化,利益交換和人情交往的邊際界限比較模糊。人情文化下的"罕言利",不是真的不趨利,而是把利益交換關系包裝在人情關系中。在人情中糅合了許多利益因素,這種情感既不純粹,更不高尚,只會讓宵小之人產生非分之想。帶有利益目的的人情交往,把感情投入和利益獲取攪和在一起,一廂情愿的期望值很高,好則如膠似漆,壞則視為寇仇。先賢早就有古訓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這種通過有節制的交往之道體現共處的尊重,實際上是一種親親文化下的無奈。契約法的文化是直視利益的,以小人之心行君子之事,把各方的利益關系赤裸裸地擺了出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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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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