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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于南:中央黨校“三次路線斗爭”大討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677 次 更新時間:2011-05-18 23:23:17

進入專題: 中央黨校  

王海光 (進入專欄)   于南  

  

  十年文革結束,如何認識文革,擺到了歷史轉折的門檻上。毛澤東晚年始終堅持文革是基本正確的,認為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并視為自己一生做過的兩件大事之一。注1 因而,能不能打破“三七開”的框框,迅速走出文革的陰影,決定了中國的歷史路向選擇。

  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同時又高度評價這場運動是“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偉大創舉”,“必將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偉大創舉而載入史冊”。大會還提出:“要認真組織力量研究黨史,學習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經驗。”注2 所謂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分別指的是劉少奇、林彪和“四人幫”的問題。

  當時包括鄧小平、胡耀邦在內的一大批重返領導崗位的老干部,都是以待罪之身進行工作的,文革中加之于他們的罪名還沒有澄清。同時,在“揭批查”運動中,揭露出來了大量文革中的人和事,如何定性處理,也都牽涉到對這場運動怎么看的問題。研究“三次路線斗爭”問題,實際上就是要對文革十年歷史做出個政治交代。但在總結“三次路線斗爭”的大題目下,黨內有著各種不同的動機。一類是想把文革的罪責全部推到林彪、“四人幫”那里,以維護對文革“三七開”的評價。另一類則是要以實踐為衡量歷史是非的標準,實事求是地評價文革的罪錯。“凡是派”和“實踐派”就是這兩者的代表。

  研究黨史和總結“三次路線斗爭”的任務,由剛剛復校的中共中央黨校承擔起來了。在胡耀邦親自組織領導下,中央黨校首先開展了“三次路線斗爭”大討論,成為黨內以實踐標準評價文革的開篇之作,奏響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奏曲。

  

  一、研究“三次路線斗爭”思路的形成

  

  中央黨校在文革中是康生直接控制的重災區。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央黨校擔任副校長。他一面整頓學校管理,一面籌備秋季開學。他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幫”顛倒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顛倒過來,要一個一個問題地搞。注3 在就任后即創辦《理論動態》,進行思想理論上的撥亂反正。

  中央黨校確定了“兩個為主”(學習馬列原著為主,學員自學為主)的教學方針,開設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黨的學說(中共黨史和黨的建設)四門課程,編出了近百萬字的馬列著作選讀本。在所有課程中,黨史教學的難度最大。對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黨史,特別是總結“三次路線斗爭”的歷史,大家普遍信心不足。

  胡耀邦對編寫黨史情有獨鐘。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討論黨校工作時,胡耀邦即提出了編寫黨史的建議。5月19日,他在黨校會議上又對編寫黨史作了具體部署:要大家提倡敞開思想,提倡爭論,收集正反兩方面的資料,爭取在明后年搞出一個研究黨史的計劃大綱。注4 胡耀邦自己應《人民日報》胡績偉的要求,還編寫過一個“十次路線斗爭”的稿子。注5 幫助大家學習黨史和總結歷史經驗,《理論動態》專門一期登載了蘇共編寫黨史的情況。注6

  在清理中共黨史中,與撥亂反正直接關聯的,還是“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線斗爭”,但政治敏感性也最強。所以,在討論黨史教學中,一些人提出要多講前八次,少講后三次。胡耀邦斷然否定了這種觀點,強調黨史教學就是“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經驗”。注7

  但是,要研究文革的歷史,就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毛澤東晚年錯誤,忌諱多多。黨史黨建教研室就教學方案討論了多次,意見很不統一。注8 眼看開學在即,黨史課的教學方案還是遲遲定不下來。

  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黨史黨建教研室,聽取黨史和黨建課的教學準備情況。教研室負責人繆楚黃、周逸先后作了匯報。繆楚黃說:黨史課最大困難是“三無”。即:一是無黨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無定論;三是教員多年不搞教研無人能講課。因此提出兩個教學方案:一個是大部分同志去搞黨建,研究“三次路線斗爭”的任務先放下;另一個是還搞黨史,把一至八次路線斗爭的稿子發給學員,然后著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經驗。當時,大家對黨史教學普遍信心不足,存在依靠外援的依賴心理。

  當天,胡耀邦去見了鄧小平,轉告了一些老同志希望他掛帥編修黨史的意見。鄧小平認為由他出面不合適,要黨校先搞起來。鄧小平還給胡耀邦說:現在有兩個風要很好抓一下,一個是學風,一個是文風。千篇一律,應景文章,無病呻吟。希望中央黨校做好這件事。

  第二天,胡耀邦再次來到黨史黨建教研室,就教學工作和如何總結“三次路線斗爭的歷史經驗”等問題,發表了長篇講話。這次會議明確了中共黨史的教學思路,就是要總結“三次路線斗爭”。9月26日,黨史黨建教研室開會,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線斗爭專題研究小組,負責起草“三次路線斗爭”的提要稿子。

  10月5日,在《中共中央關于辦好各級黨校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認真學習黨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經驗”。

  10月9日,中共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葉劍英在開學講話中專門講了編修黨史的問題。他說:“我希望在黨校工作的同志,來黨校學習的同志,都來用心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歷史。”“我們要把被歪曲的歷史重新糾正過來”,“在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寫出一部好的黨史來。”

  

  二、以實踐作為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

  

  “三次路線斗爭”研究小組經過兩個月的緊張工作,最后形成了兩個初步研究方案。一個是講三次路線斗爭,另一個是只講兩次,著重說明林彪、“四人幫”是怎樣破壞文革的。按照“十一大”的基調,研究方案對文革是充分肯定的。注9

  12月2日上午,中央黨校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黨史教學方案問題。在聽取黨史黨建教研室的負責人匯報后,與會者直率地提出了批評意見。

  胡耀邦說:我看你們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你們自己把歷史都顛倒了,這個不行,要立即收回,宣傳了錯誤的東西,走漏出去怎么辦?文革一開始就受林彪、“四人幫”干擾,沒有按主席的想法搞,許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奪權是主席思想嗎?不是。坐噴氣式是主席思想嗎?主席領導幾十年,是這樣的思想嗎?主席歷來不是這個思想。奪權,大部分干部都靠邊站。十幾年的黨史都講歪了。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當時是方興未艾,怎么排除得了?中央文件怎么選?不能貼標簽。因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確的,這是什么論啊?錯了就是錯了。他明確講: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同志講話,還要看實踐嘛。黨史顛倒的東西多了,我們不能這樣講。他還列舉政治、經濟、冤案錯案等方面的許多事實,說明文革造成了嚴重破壞。會上,胡耀邦明確表示了否定文革的態度。他說:“時間越久越看到‘四人幫’給黨和國家、民族帶來的災難的深重,把黨分裂了,群眾分裂了,民族分裂了。”注10

  與會者議論紛紛,敞開思想,提出了許多尖銳的問題。但也有一些比較保守的意見。

  大家感到:三次路線斗爭的問題很大很重要,很不好講,是全黨關心的問題。按這個提綱講,會更混亂。那么,要不要講?怎么講?有的說:有些問題黨校解決不了,要中央作結論。有的說:這一期講不講?短短的時間,我們的水平行不行?胡耀邦、馮文彬等校領導的態度很明確。胡耀邦說:要講!是怎么講法。必須用現在的觀點看過去,要跳出框子,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過實踐檢驗來分析。以哪個人講話、哪個文件為根據,不是科學態度,那就不是研究了。馮文彬說:問題比較重要,也是全校學員關心的,必須研究,避也避不開。要研究黨史就要恢復黨的傳統,敢于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腦子里還有舊的框子,精神枷鎖,就研究不好。已經粉碎“四人幫”了,不應再說違心之言,做違心之事。沒有這一條,根本不要干。按著現在的方案搞,越搞越糊涂。搞黨史要恢復歷史本來面目。盡管難,但時間不能拖,越早越好。例如“一月風暴”什么性質?我們看事實,不管那個電報主席看過沒有。用客觀事實作標準才是科學態度。注11

  最后,胡耀邦提議,由哲學教研部主任、《理論動態》負責人吳江牽頭,與搞黨史的同志一道,一個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學態度,研究清楚了,提交黨委討論。

  12月10日,胡耀邦聽取了吳江和三次路線斗爭研究小組成員的匯報,正式確定了搞一個關于第九、十、十一次路線斗爭若干問題的討論提要。胡耀邦說:怎么研究,抱什么態度,是方法論。方法不對頭,研究黨史也要迷失方向。要從事實出發,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嚴格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脫離實際,斷章取義,都是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他向大家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么在20世紀60年代,在社會主義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會發生這場“文化大革命”?要求大家認真研究,搞清楚這個問題,寫出有分析有說服力的文章。他還說:評價“文化大革命”要看實際結果,要由實踐檢驗,而不能依靠哪個文件、哪個人的講話。要完整地準確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而不能斷章取義,依靠只言片語。注12 胡耀邦在這里提出的兩條原則,一是要完整準確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二是用實踐作為檢驗歷史是非的標準。這對于研究小組的成員來說,無異是一次醍醐灌頂。由于指導思想明確了,起草工作進行得很快,一個月后,《關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若干問題》(提要草稿)就搞出來了。1978年1月18日,吳江將初稿呈報給胡耀邦。

  “初稿”雖然還不能突破“十一大”的基調,如吳江所說“大都是陳言”注13, 但已有了新的靈魂。“引言”中說:今天,我們“已經有條件堅持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辨明這幾次路線斗爭的是非,把被歪曲的歷史真相恢復過來”。注14 這是首次明確提出以實踐為檢驗真理和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

  此時,中央已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1月20日他在初稿上批示:“路子是對頭的。只是太簡略了。應該意氣風發地同時又嚴密周詳地加以充實。現在大約是14000字,可擴充到30000字。”注15

  于是,研究小組利用寒假休息時間,加班加點對初稿作了進一步的修改和充實,趕在春季開學前拿出了新稿。修改稿調整了某些章節內容,擴充到38000字左右。題目為《關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若干問題》。

  胡耀邦還提出了一個新意見:稿子先不上報中央,作為草稿先印發給第一期學員800多人內部討論,征求意見,然后將提綱連同學員意見一并上報中央。再考慮如何著手編寫。注16 此議得到校黨委擴大會議多數人的贊成。

  

  三、研究“三次路線斗爭”的大討論

  

  1977年9月,中共中央黨校復校開學。第一期學員有高級干部班、中級干部班和理論宣傳干部班三種班次,分屬一、二、三部,共807人。

  第一期學員的情況比較復雜。有的是在文革中先被打倒,后被“解放”的干部。有的是雖然被“解放”了,但沒有安排工作的干部。有的是工農出身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的是選拔進領導班子的勞動模范。也有的是文革中犯過嚴重錯誤,不宜留在原崗位的干部。學員的境遇不同,學習心態和對問題的認識大不一樣。

  為了營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民主學風,胡耀邦向中央黨校學員和教員宣布說:我們在教學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都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校內研討問題一定要暢所欲言,講真心話;要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顧慮重重,不要講違心之言。我們只有這樣才能學好理論,提高認識,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增強黨性。為了解除學員解放思想的顧慮,胡耀邦還宣布說:我們除了要認真實行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外,還要加一條:不裝(檔案)袋子,學員結業時不作鑒定。

  當時的中央黨校,是全黨思想理論最活躍的地方。許多學員提出: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真正做到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使大家能敞開思想發表意見、討論問題,希望中央黨校能夠帶個頭。注17

  中央黨校在課程設置上突出了以實踐為檢驗真理標準的內容。在哲學教學單元,著重從認識論的方面批判了文革中的個人迷信取代實踐檢驗,以權力標準、語錄標準代替實踐標準的做法。這些學習內容,都為“三次路線斗爭”的討論奠定了基礎。

  “三次路線斗爭”研究小組根據馮文彬等人的意見,在1978年春季開學后,于3月6日召集部分省部級學員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聽取對稿子的意見。應邀參加座談會的有6人,其中有后來調任《光明日報》總編的楊西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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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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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炎黃春秋》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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