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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中共對新區的接管:從軍事占領、政治占領到社會占領

——中共接管貴州及剿匪和鎮反運動的歷史考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338 次 更新時間:2010-03-30 17:11:01

進入專題: 貴州剿匪  

王海光 (進入專欄)  

  

  在西南諸省中,貴州是一個山高坡陡,交通閉塞,人貧地弱,文化落后,信息不暢,多民族雜居的偏遠省份,自古流傳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諺語。在歷代中央政府的眼里,貴州省地理封閉,貧瘠落后,份量輕微。中原地區的人們也多把貴州視為是一個“山高皇帝遠”,流放犯人的蠻荒之地。在國共兩黨的戰爭中,貴州是在天下大勢已定的時刻,進入了雙方最后的棋局。

  解放軍進軍大西南是中共取得全國勝利的最后一個句號。貴州為西南腹地,是中共在西南最先攻取,建立新政權的省份。進軍和接管貴州的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五兵團和接管干部班子的骨干力量,都是來自冀魯豫區。冀魯豫區是中共在抗戰時期建立起來的根據地,為中原四戰之地,各種力量交錯拉鋸,戰事頻繁,斗爭殘酷。從革命戰火中走出來的冀魯豫農家子弟,遠到大西南的貴州山區,在一個完全陌生的新地方建立政權,承擔起來完全不熟悉的社會管理和建設的責任,這個歷史跨度是相當大的。

  貴州省經濟文化落后,傳統社會根基深厚,民族眾多且隔閡很深,偏安一隅的地方勢力盤根錯節,會道門勢力強大,民間社會內聚性強,外部的統治力量很難進入。民國時期,貴州長期與中央政府是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以中共的意識形態話語一言蔽之,是一個“封建勢力十分頑強”的地方。中共貴州省委是以二野五兵團領導機關為主建立起來的,以外來政權的形式完成了對貴州全省的接管,建立了城鄉各級政權組織。中共在新區的建政活動是一個鏟除舊政權的社會基礎,建立新政權的社會基礎的社會改造過程。在西南和貴州省,這個過程是通過接管、剿匪、鎮壓反革命、“清匪、反霸、減租、征糧、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來完成的。通過這些政治運動,新政權僅用短短二三年時間,就在廣大城鄉迅速而徹底地清除了舊政權的殘余勢力,牢固地確立了自己的統治權威。本文試圖對貴州的接管、剿匪、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過程進行梳理,從中央、西南局和貴州省的政策互動中考察中共在貴州新區的建政過程、特點及相關問題。

  

  一、中共進軍西南和貴州的接管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宣告成立。11月1日,人民解放軍揮師大西南,以取得共產革命在全國大陸的最后勝利。西南地區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最后的一塊地盤,中共對其在軍事上的攻取只是時日長短,但政治上的接管卻并非易事。

  中共新政權的建立,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換代。它不是單純的政權組織形式的易手,而是一場天翻地覆的社會革命。不僅要消滅前政權殘余勢力,而且要改變傳統的社會關系,鏟除前政權的社會根基,建立共產黨領導人民的新型政權。西南地區的政情大不同于內地省份,少數民族眾多,軍閥割據時間長久,地方勢力根深蒂固,傳統社會的根基一直沒被觸動,舊勢力非常頑強。中共建政的阻力不僅大于北方革命老區,而且大于現代化程度較高的華東、華南地區。

  中共是以執政黨的主人公意識去接管和經營西南的,政策策略思想較之戰爭時期更為審慎。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西南局對西南的政情特點非常清楚,接管西南的最大敵人是強大的封建勢力。1949年9月20日,鄧小平對二野和準備接管西南地區的區、營級以上干部發表講話,明確指出:接管西南“這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也是一個很艱難的任務”。 “封建勢力、軍閥、土匪三者結合,加上流氓勢力,將是我們工作中的強大敵人。我們在思想上要準備面對這樣一個強大的封建敵人,應估計到國民黨在那里利用封建勢力進行的法西斯統治。”他告訴干部“必須懂得去到那里只有發動群眾,打垮封建勢力才有辦法”。[1]

  西南戰役打響后,鄧小平根據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工作重心轉移以城市領導農村的方針,又提出了經營西南 “三步走”的構想。1949年10月27日,鄧小平給西南工作團云南支隊講話說:西南地區實現從農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轉移要有三個步驟。第一步是接管城鄉,重點是接管好城市,搭好黨政軍民班子的架子,肅清殘敵,安定人心,恢復秩序;第二步是把工作重心放在農村,用兩三年時間完成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完全消滅封建剝削;第三步是農村完成土改后,工作重點又回到城市,城鄉結合,全面建設國家工業化。[2]這“三步走”的步驟,政策重心是西南土地改革的完成,可以看作是中共在西南地區實施《共同綱領》的建設藍圖和政治方略。

  貴州地處在云、貴、川的中間,社會改造的政策環境也介于兩省之間。在中共經略西南的社會改造鏈條中,貴州地位居中,各項政策的實施步驟,大致是步四川之后而先云南之前。

  貴州省在西南地區是更為封閉落后的省區,山高谷深、民族眾多、民情復雜、煙毒肆虐,百姓生活極其貧困。在民國成立后,貴州很長時間是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化外”之地,現代化程度較低,傳統勢力強大。1935年,紅軍長征進入貴州,打垮了貴州軍閥王家烈后,國民黨中央勢力才開始入主貴州政局。抗戰期間,中央派勢力在黔雖有相當發展,但根基尚淺,多是形式上的統治。在基層社會,一向是形形色色的“土皇帝”的地盤。崇山峻嶺間隔的閉塞之地,千百年來的傳統統治勢力一直未能觸動。這些由袍哥幫會、民間迷信組織、惡霸劣紳地主、亦兵亦匪的游雜武裝構成的地方勢力,與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相互勾結,形成了十分頑固的地方統治勢力。他們盤根錯節,根基深厚,歷史悠久,外力很難撼動。尤其是少數民族區域,一向有自己的習俗傳統,地方統治的民族和宗教背景深厚,內聚力很強,外部力量很難實施統治。

  在貴州,地方問題往往與民族問題聯系在一起。貴州少數民族一向對漢民族有很重的敵意,各民族相互間的隔閡很深,歷史上多次爆發大規模的武裝暴動事件。即使在國民黨中央系統治的抗戰時期,貴州民眾的武裝反抗的民變事件也不時發生,大規模的暴動前后持續6年之久。最著名的是1942年冬爆發的“黔東事件”。參加武裝暴動的各族民眾有數萬之多,席卷了黔東地區24個縣,號召抗糧、抗兵、抗稅,殺死縣府和鄉鎮官吏,公然反抗中央政府,黔東一帶的國民黨基層政權大半被摧毀。國民黨政府剿撫并用,直到1943年7月事變才告平息。[3]

  1948年4月,國民黨政府委派黔籍中央大員谷正倫就任貴州省主席,實行“黔人治黔”的政策,加強地方控制,編練軍隊。[4]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的敗局已定,西南地區成為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后防線,在貴州也做了應變準備,除新建了十九兵團(下轄四十九軍、八十九軍)外,還大力擴充了地方保安團隊,試圖部署“游擊戰爭”。[5]所以,中共在貴州等地建立和鞏固新政權,不但要在國家層面清除國民黨政權系統,即完成新舊政權的更替;還要在社會層面清除舊的傳統權力體系,即“消滅封建主義和封建勢力”。這是難度更大,也更深刻的社會變革。而且,在新舊政權交替時,往往會是民族沖突的爆發期。在完成這場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中,除了要摧毀國民黨殘余勢力有組織的抵抗外,民族問題是更為棘手的問題。新政權在建立過程中,必須團結好少數民族,不能激化民族矛盾引起民族沖突,這確非易事。

  中共接管和經營西南,雖是挾勝利之威,乘破竹之勢,但面臨的困難也很突出。就中共方面講,是環境陌生,情況復雜,任務繁重,干部不足。主要有二:一是缺乏干部的問題;二是團結少數民族的問題。

  干部問題是接管大西南首先遇到的一個重大問題。中共接管江南廣大新區,適用的干部已分配完畢。輪到進軍西南時,接管干部嚴重短缺。鄧小平稱:“主觀力量從上到下都不夠強”。一是數量少。去接管七千萬人口的大西南的干部,縣級以上約1200人,區村干部約5000人,共6200多人。這比接管一千二百萬人口的江西省的干部并多不了多少。[6]加上西南服務團在剛剛接管的寧、滬、蘇、錫、杭等地新招收了一萬多青年知識分子。[7]再加上云、貴、川地下黨組織的力量。平均分配到西南地區的七個省級單位,每個單位只能有一百多名縣以上干部,其中還包括了一些接管大城市的干部。二是質量弱。接管西南地區的干部隊伍中,剛吸收進來的青年知識分子還沒有經受革命的歷練,暫時難以大用;從北方農村根據地來的干部,雖然政治上可靠,但文化水平較低,對西南地區一般都比較陌生,習慣于革命戰爭的經驗,工作方式較為生硬簡單。這兩個問題,在接管貴州的干部隊伍中更為突出,“主觀力量”更是嚴重不足。

  一方面,接管貴州的干部數量少,共計八千多人,其中冀魯豫南下干部三千多,二野五兵團(冀魯豫子弟兵團)先后轉到地方的二千四百多,其余為新吸收的青年知識分子。[8]分配到各縣區的干部,每個縣不過數十人。而且這些接管干部大都是來自冀魯豫區,對貴州的情況十分陌生。許多人都認為貴州是一個偏僻荒涼的不毛之地,山高路險,地瘠民貧,野人出沒,瘴癘流行。一些干部甚至把去黔工作視為畏途,愿意南下不愿西進,愿去四川不愿去貴州。[9]鄧小平當即予以嚴厲批評,斥責為害怕艱苦,宣布對不服從命令者一律開除黨籍。[10] 另一方面,在云、貴、川三省中,中共地下黨組織在貴州的工作基礎較為薄弱,破壞較嚴重,能夠配合接管工作的本地力量較小。所以,中共外來的接管和經營貴州省的“主觀力量”,就顯得更是既“少”且“弱”了。貴州各級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各項社會改造工作的實施,“主觀力量”的困難更大于其它地區。

  接管和經營西南是中共收取勝利全功之關鍵,處理好西南少數民族問題又是接管和經營西南成功之關鍵。西南少數民族問題十分復雜,各民族的鑒識工作尚未開展,許多問題都不清楚。妥善處理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對已經成為執政黨的中共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將處理好民族問題列為西南工作的首要問題,要求將其作為西南一切工作的出發點。1949年9月20日,中共二野前委在準備進軍西南時,即向所屬部隊發出了《關于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和《進入少數民族區域內的一些注意事項》,要求全軍嚴格執行。[11]鄧小平深知西南少數民族問題的復雜性和重要性,一再強調“西南少數民族工作極端重要”,各級干部必須審慎行事,切不可超之過急。[12] 在接管和社會改造的部署上,鄧小平為首的西南局均是將民族問題放到制定政策策略的中心位置,按照漢族居住區、民族雜居區和少數民族區依次推進的。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只有在少數民族自己同意的基礎上才進行。

  貴州是中共進軍大西南最先攻取并建立新政權的省份。鄧小平和中共西南局對貴州的接管工作極為重視,以二野五兵團為主力攻取貴州,成立了以五兵團政委蘇振華為首的貴州省委。要求他們在進入貴州新區后,“一開始就要注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敵人營壘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并指出“新區問題極復雜,應從各方發現與研究,望多請示報告,以便取得我們的幫助。你們對下級亦應要求他們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13]五兵團在進軍前在全軍上下進行了充分的政策教育,進入貴州后,不但進軍神速,在執行紀律和民族政策上尤其有良好表現。鄧小平對此甚為滿意,表彰五兵團“在進入貴州的階段中群眾紀律特別好,得到人民特別是少數民族的熱烈擁護”[14]。

  解放軍進軍西南時,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已成定局,西南國民黨軍政人員人心惶惶,人民解放軍頒布的“約法八章”(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廣為流傳,影響巨大。在中共的軍事勝利和政治感召下,國民黨西南守軍全無斗志,已經組織不起來有力的抵抗。解放軍11月10日進入貴州,15日占領省會貴陽,12月底占領了貴州全省大部地區。貴州國民黨軍隊六萬人,受降的部隊(包括地方保安部隊)共約四萬三千多人。[15]不到兩月時間,解放軍即攻取了貴州、四川、云南等地,提前兩月完成了西南戰役計劃,殲滅和招降國民黨軍約九十萬。

  隨著軍事勝利,中共接管了廣大的西南地區。此時,中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接管政策和成熟經驗。在西南地區的接管,對舊政權的人員和武裝,按照“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的方針,進行招撫并施以寬大政策。貴州是西南最早接管的地區。鄧小平明確指示中共貴州省委,“對所有接收的國民黨機構的全部人員,包括軍隊官兵、政府員工、工廠職工,全部收容起來,一個也不要遣散”[16]。1949年11月21日,劉伯承、鄧小平向西南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四項忠告”,宣布了“不咎既往”、“立功者獎”的政策,在西南國民黨軍政人員中產生了強烈影響,使他們看到了新政權的寬大為懷,促成了退縮在貴州西部的國民黨軍隊全部起義。在巨大的軍事壓力和政治感召下,解放軍所到之地,大多數舊人員和保安武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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