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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民變與“匪亂”:以中共接管貴州暨西南時的征糧為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613 次 更新時間:2009-11-18 21:12:25

王海光 (進入專欄)  

  

  1950年初,中共新占領地區的許多農村和偏遠地區,普遍發生了規模不等的武裝暴動和反抗新政權的情況。當時輿論統稱之為“匪亂”,而將新政權的軍事打擊行動稱為“剿匪”。在“匪亂”嚴重的地區,叛亂者搶糧暴動,攻打基層政府,殺害政府工作人員和征糧隊員,對新政權威脅極大。西南地區因其地理的和歷史的原因,曾經是全國“匪亂”最為嚴重的地區,而貴州省又是西南“匪亂”最為嚴重的省份。

  在大陸有關中共新接管地區剿匪的研究著述中,分析1950年新區農村“匪亂”突發的原因,多歸因于國民黨政權潛伏力量和地主封建勢力反對共產革命的階級對抗,卻多少忽略了共產黨接收新占領區之初,因為缺乏民眾基礎,各種新政策一時難以取得民眾支持,以及政策推行過程中過急過激所帶來的抵觸和反抗等復雜情況,因而有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傾向。

  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匪亂普遍發生的時間,是在1950年初。這時,國民黨的正規軍團在大陸范圍內,除沿海島嶼和極少數偏遠地區外,都已被消滅殆盡。各地政權易手過程一般都比較平穩,新政權的各項工作正在逐步展開;國際上,中蘇兩國剛剛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美國對華政策尚在搖擺之中,剛逃到臺灣島上去的國民黨政權還驚魂未定,朝鮮戰爭也還未爆發。尤其是,考慮到自己在新占領區的民眾基礎嚴重不足,中共這時明確反對馬上在新區進行土地改革斗爭。特別是像西南農村這樣民情復雜的地區,中共西南局為防止“可能促成封建勢力很快地團結起來,與我公開為敵”,連宣傳動員農民群眾的“反霸”口號

  也主張暫時不提。[1]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籠統地用國民黨潛伏勢力的破壞活動和地主封建勢力的階級反抗來解釋當時各地“匪亂”發生的原因,顯然有些簡單化了。要了解當時各地新區“匪亂”,特別是西南地區“匪亂”何以會一哄而起,必須要回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具體考察當時究竟有哪些情況刺激了這一現象的發生。本文擬以貴州及西南幾省“匪亂”發生的背景及其解決的情況略做分析說明。

  

  一、貴州的接管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后,中共立即將籌謀已久的攻占西南的計劃付諸實施。11月1日,解放軍開始西南戰役,首先直插貴州,橫斷國民黨守軍西南防線。國民黨貴州守軍斗志全無。第二野戰軍先頭部隊在貴州中共地下黨的配合下,勢如破竹,只進行了一些小規模戰斗,僅14天就占領了貴州省會貴陽市。國民黨貴州軍政機構和軍隊退縮到黔西南一帶,陷入“戰無力、逃無地”的境地。

  11月21日,劉伯承、鄧小平向西南地區國民黨軍政人員發出“四項忠告”[2],號召他們接受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停止抵抗和破壞,投向光明,聽候改編,保護公共財產;并宣布了既往不咎、立功受獎的政策,從而進一步消除了西南地區,也包括貴州國民黨軍政人員對中共的疑懼。中共西南局這時關于在貴州新區工作策略的指示,要求全部接收國民黨軍政人員和職工,一個也不遣散,從省、地區到縣的各級政府,都要為非共產黨人士保留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職位,[3]也大大地減少了新政權接收貴州的種種阻力。

  12月7日、10日,早已與解放軍暗通款曲的國民黨第八十九軍新任軍長張濤、國民黨第十九兵團副司令王伯勛、第四十九軍軍長王景淵、黔西北綏靖司令劉鶴鳴、黔西南綏靖司令譚本良等一批駐黔西南的國民黨將領,先后率部通電起義,黔西南地區和平轉入解放軍之手。一批國民黨的專員、縣長等舊政權頭面人物主動向新政權投誠。雖有少數頑固分子企圖拉上地方保安武裝準備打游擊,但眼看大勢已去,也先后都放棄了抵抗的打算。如國民黨甕安縣縣長,在解放軍到達前,曾拖著全縣地方武裝躲到鄉下準備打游擊。當得知云南國民黨省主席盧漢率部全體倒戈投共的消息后,徹底失望,立刻派人與新政權聯系投降事宜。[4]許多邊遠縣份紛紛來省城聯系,要求新政權派員去接管。國民黨基層政權的舊官吏們多半是把中共新政權當作一個過去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客籍政權來看待,許多人加入“解放委員會”,轉而幫助解放軍辦糧辦差了。

  中共貴州省委是以二野五兵團領導機關組建起來的,隨著軍事的勝利,開始從城市到農村全面接管貴州。貴州省人民政府于12月26日宣告成立。由于中共在貴州的地下黨組織力量薄弱,受命接管貴州的干部也只有7000多人[5],因此,接管工作剛一提上日程,干部不敷分配的情況就突顯出來了。參加接管省會貴陽市的干部,僅11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軍隊干部,隨軍南下的地方干部只有七八人。[6]分配到地區和縣的接管干部就更少了。一個縣的接管干部,連同剛參加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少則十多人,多則亦不過五十多人。[7]縣委下派干部,只能派到區一級。在一時顧及不上的偏遠地區和廣大農村,則委用原舊政權人物和鄉保甲長臨時組成解放委員會、治安支前委員會等組織,暫時維持地方秩序。

  在貴州省的接管步驟上,劃分為三類地區,即全面接管地區、相機接管地區、暫不接管地區。全面接管地區,主要是貴陽、遵義、安順及其周邊地區,以及川黔、湘黔公路沿線周圍的縣份。對交通不便的邊遠縣份和偏僻山區,暫不接管,責令當地舊政權人物臨時維持。其他為相機接管地區。中共貴州省委決定首批接管的縣是56個。但在解放軍聲威震懾下,包括那些暫不接管的偏遠縣份,也相繼主動歸降了新政權。1949年12月底,貴州全省79個縣(市)全部宣告易幟,其中16個縣是和平易幟的。[8]據中共貴州省委書記蘇振華在1950年2月6日的接管工作報告中稱:各地先后向新政權投誠起義的,有47名縣長,5萬名地方保安武裝。[9]

  中共接管貴州的工作步驟,先集中力量于城市,再向農村逐步鋪開,進展相當順利。在接收過程中,采取了首先各按系統接收,暫時維持現狀(政權與武裝的接管除外),然后逐步改造的穩重方針;對舊人員采取“包下來”、“團結改造”、“量才錄用”的作法,從而縮短了新舊政權交替時的政治“真空”過程,“避免了破壞和紊亂,保證了接管的比較完整和順利”。據當時統計,貴州省、專、縣、區四級舊政府人員共8237人,留下來接受中共接管的有5520人,占原有人數67%.逃散的人員只有33%.[10]

  貴州的接管,是西南接管的一個縮影。整個西南戰役,前后不過57天就基本結束了,各地的政權接管工作也非常順利。此可見證于1950年1月18日劉伯承、鄧小平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報告明確講:“凡大軍通過之地區,大多數舊人員及保安武裝都與我們接頭,維持治安,籌辦糧草和自動組織解放委員會等維持會性質的機構,臨時維持秩序聽候接收。一般的對后方補給尚較穩定,未遭受較大的危害”[11].在解放者眼里,西南民眾已然承認了新政權的合法地位。可以看出,外來的解放者與當地各界人士在初期的合作是良好的。

  但是,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西南“匪亂”卻在1950年2月中旬以后大面積地爆發起來。大批已經歸順新政權的地方政治精英又起而反對新政權,一些已經倒戈投誠的國民黨部隊又復叛為匪,表現也轉為頑強。這里究竟有什么問題呢?

  

  二、糧食問題

  

  1950年初,中共新政權的財政形勢十分嚴峻。由于軍政開支浩大,入不敷出,貨幣發行過猛,財政赤字嚴重,引起物價飛漲,通貨膨脹,投機資本猖獗,各大城市的糧食供應十分緊張,這勢必加劇對農村糧食的需求與征發。[12]因為當時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征收的公糧(農業稅),中央政府要在各大城市徹底打擊投機資本,穩定物價,統一全國財經,抑制通貨膨脹,必須要有足夠的糧食儲備。但是,老區農村糧食征收任務已經過重,華北老區因災情缺糧;一些沿江沿海地區又受災減產,糧食調運不出來。由于糧食求過于供,中央政府需要的糧食缺口很大。1950年1月4日到9日,上海糧價上漲了23%,存糧只有8000萬~9000萬斤。1月下旬又比月初上漲80%.[13]中央政府因此估計春節前后更會有一次大的漲價風。為打擊投機資本、抑制漲價危機和應付糧荒,中財委下令緊急從各地調糧濟滬。中央負責財經工作的陳云此時壓力極大,曾發下狠話:“誰阻止糧食外運,就砍誰的頭”[14].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不得不把目光放在了剛剛占領的產糧較多的四川等省區上。西南戰事硝煙未散,中財委就已要求西南緊急調運4億斤糧食支援上海。[15]

  準備進軍西南時,鄧小平就已經提出了糧食問題的重要性。1949年9月20日,鄧小平對去接管西南的干部講話說:“我們去西南,頭一個遇到的困難是部隊的供應問題,是吃飯問題。”鄧小平當時對困難的估計是:接收工廠職工,等于20萬部隊開支;接收20萬舊政府人員,等于60萬部隊開支;再加上國民黨40萬軍隊。“因此,除我們部隊及工作同志之供應外,還要養活一百二十萬人口”。[16]鄧小平這里所說的,是指接收下來國民黨在西南的攤子,相當于供養120萬軍隊(供養1個舊政府人員等于供養3個軍隊人員)。但是,實際情況還是大大超過了鄧小平預先的估計。在西南戰役大體結束時,1950年1月29日,鄧小平在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講話中說明了剛接收下來的攤子之龐大:起義、投誠和俘虜的國民黨軍隊有90萬人。另外還有國民黨政府公務人員和其他教職員40萬人,國營企業員工10萬人,這都是按政策必須“包下來”的。再加上解放軍70萬,至少有210萬人需要供養。[17]這比鄧小平原來的估算數,多出了將近一倍。

  中共此時已取得全國政權,不能再采取遣散起義投誠和俘虜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舊辦法了。中共西南局據此制定了“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集中整理,認真改造,分別對象,逐步處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為蔣匪利用,擾亂社會”[18]的政策。鄧小平說:“實行這個政策好處很多,但是國家和人民的負擔現在確實很重。我們正征收公糧,而且征收的數目很大,農民階級仍然是主要的負擔者。就是這樣大的公糧數目還不能養活二百一十萬人,還有相當大的赤字”,“這件事情確實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包袱”。[19]

  但是,西南各省區所接收的前政權庫存糧食卻微乎其微。當時,貴州全省共接收國民黨政府倉庫糧食2.243億斤。貴陽市人口20多萬,接管時,倉庫僅存混合糧50萬斤,只夠3天需用。四川全境內接收國民黨政府田糧機構和部隊繳獲的糧食,僅有3.5億斤,尚不足四川半個月的消費。云南接管時,1949年的公糧還未完全征收,昆明倉庫里的存糧還不夠昆明市1個月的消費。[20]

  鑒于糧食問題事關重大,中央及西南所需甚急,刻不容緩,鄧小平督令各地黨委及各所屬部隊,在結束軍事行動后,立即迅速抽調人員下鄉,“首先求得拿到糧食”。[21]鄧小平親自兼任西南財經委員會主任,擔綱主持西南財政和糧食征收。各地新政權一成立,都是急如星火地部署人馬到農村征收公糧。由此可知,能否拿到糧食就是此時中共西南新政權能否立足的關鍵所在了。

  

  三、征糧任務

  

  1949年,因戰爭等因素影響,西南各省區的農業收成均不如過去年份。四川號稱是盛產糧食的“天府之國”,1949年全省多數農產品的產量均低于民國時期最高年份的水平。其中糧食總產量僅為最高年份的83.1%.主要農作物的平均畝產量,水稻為360斤,小麥為132斤。全省人均占有糧食521.6斤。在1949年全省農民生產的1494.5萬噸糧食中,除去交地租、上田糧稅和留種后,農民的口糧僅有500多萬噸混合糧,平均每人200斤。[22]另有研究者的估計更少于上述數量,認為四川1949年度的糧食平均畝產量僅為211斤。[23]貴州田少山多,糧食生產水平甚低,屬于缺糧省份。1949年貴州的糧食平均畝產只有217斤[24].加之1949年大量耕田轉種了更有利可圖的鴉片,糧田數量銳減,全省糧食總產量比過去又有降低。貴州農民生活困苦更甚于西南其他省份,許多地方的一般農戶連米都吃不上。

  對于西南各省產糧的多少以及民間實際貯存糧食的情況,中共西南局開始也是心中無數的,征收公糧的政策和辦法一時難以確定。在開始征糧時,各地一般都是根據國民黨政府的征糧冊籍下達的征糧任務,征糧辦法是征借結合。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依據國民黨政府原稅收額估算,西南的糧食稅為20億斤,連同其他各項稅收合計折糧為32億斤。[25]故中央最初核定的西南1949年的公糧數量為20億斤。鄧小平則考慮到中央的需求和西南地區自身的需要,明確表示可以征收到40億斤。

  鄧小平在1950年1月2日復電中央報告中說:“1949年川、黔兩省收成尚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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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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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領導者》(雙月刊)2009/6月號,總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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