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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新進展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924 次 更新時間:2008-12-23 13:02:11

進入專題: 文革研究  

王海光 (進入專欄)  

  

  “文化大革命”剛一結束,如何對這段歷史進行總結的問題,就帶著強烈的政治性和急切的現實性的要求提到了中國人民面前。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指導下,我們開始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可以說,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正是在吸取了這場劫難的沉痛教訓的基礎上所給予的歷史補償。在對“左”的災難痛定思痛的歷史反思中,“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它的入史過程。這一過程已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至今仍在進行之中。

  

  

  一、研究情況概述

  

  這2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而逐漸展開的,大體可以分成這么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撥亂反正階段(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從粉碎“四人幫”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階段,報刊公開發表的文章,大都是以揭批“四人幫”,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為主題展開的。通過系統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各種錯誤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文化大革命”中混亂的理論是非。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種重大冤假錯案相繼得到平反,澄清了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還歷史以本來面貌,一些鮮為人知的“文革”臺前幕后的情況得以披露出來,使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有了觸目驚心的感性認識,實際上起到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但整體來講,這一時期的文章還不能說是研究性的,但為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第二階段是從政治上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階段(1981年6月至1985年底),從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到1985年底整黨結束。《決議》集中全黨智慧,對“文化大革命”作了“徹底否定”的政治定性。隨著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全國各地在整黨運動中,對“文革”的遺留問題,以及“三種人”進行了徹底的清理。圍繞著學習宣傳《決議》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全國學界出現了在理論上探討“文化大革命”性質、起因、危害的研究熱潮。報刊上陸續發表了大量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相繼出版了十幾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專集,并且出現了大量以“文化大革命”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和“紀實文學”。雖然,大多數文章基本還是停留在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否定和對《決議》觀點的闡釋方面,但少數學者開始觸及到了學術研究的層面,對“文革”分析的學術含量增大,并對“文革”中的一些史實進行了廓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論析》,是這一時期質量較高的學術專著。由于文學作品受到的限制較少,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傳記文學、紀實文學作品迭出,有些是嘩眾取寵之作,而從史學方面進行分析研究的有學術價值的成果還比較單薄。盡管學者們曾有《三國演義》壓倒了《三國志》的感嘆,但不能否認,此時的文學確實起到了啟動史學研究的功能,對“文革史”研究的開展確有開拓之功。

  

  第三階段是“文化大革命”開始進入學術化研究階段(1986年至1990年)。80年代后期,“文革史”的研究開始從政治化轉入學術化,從一般性的總結歷史經驗擴大到了對社會歷史背景的深層次反思,出現了“文革”研究空前的活躍趨勢。其表現為:1.加強了對問題研究的分析力度。在政治上徹底否定“文革”后,在學術上形成了探討“文革”的歷史規律性的研究熱點。2.研究視野更為廣闊。開始從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歷史文化傳統和國際共運等多方面的角度探討“文革”發生并延續十年之久的原因。3.整理了一些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內部研究資料。最具代表性的是國防大學政工黨史教研室整理的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另外,周明主編的《歷史在這里沉思》(華夏出版社),匯集了當時平反“文革”冤假錯案的有關文章,有很高的史料價值。4.除黨史、歷史學者外,許多政治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文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出了一批質量較高的學術論文,據統計,僅1986年這一年,報刊上就發表了“文革”學術研究論文40余篇。在研究性專著方面,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王年一著的《大動亂的年代》。這一階段,“文革史”研究的開展,有著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提供歷史鏡鑒的現實動因。

  

  第四階段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入階段(從90年代至今)。90年代至今的“文化大革命”研究,雖在形式上沒有80年代后期的火爆,但工作比較扎實,廣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發展,借鑒和運用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特點是:1.權威部門公開了許多有價值的、準確的資料。《周恩來年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基礎資料書籍的出版,中央文獻研究室等權威研究部門出版的《周恩來傳》、《劉少奇傳》等領導人傳記,以及一些部門出版的專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擴大了“文革史”的史源。2.“文革史”研究的領域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從政治史的研究,逐漸擴展到經濟、文化、外交、社會等領域。《當代中國》系列叢書,以及各部門和研究者相繼出版的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思想史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對“文革”時期都辟有專章。特別在部門史、省別史、省黨史方面有關“文革史”的研究進展較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有關“文革”的部分,在《歷史決議》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3.引入了許多社會學、文化學、口述史學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開始從宏觀描述進入到了個案研究,論述方式開始從政治論斷進入了學科語言,使“文革史”的研究更加精確化。在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和有關事件的敘述中,多有學者參與,使其記述的準確性和論述質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關事件的微觀研究和實證性研究成果已經越來越為學術界所重視。4.出版了一些專著和論文,學術觀點呈現多元化趨勢。在專著方面具有代表性是席宣、金春明撰寫的《“文化大革命”簡史》。這是經中央黨史權威部門正式審定,正式報批出版的第一部“文革史”專著。在“文革史”的探討中,比較令人矚目的是新出現了一些明確不同意“徹底否定文革”的新觀點。這些文章試圖對一些已經在政治上被否定的東西重新進行詮釋,并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有關“新左”傾向的爭論。在互聯網上,關于“文革”的各種觀點更是令人眼花繚亂。這說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上都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二、“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歷史決議》中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權威性論斷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個說法是對“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徹底否定,是針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反帝反修說”提出的,同時也是對“文革”結束后的“群眾反官僚主義說”、“上層權力斗爭說”、“反革命宮廷政變說”等等諸說的回應。《決議》的論斷,得到學術界的積極回應和補充。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研究的發展,一些學者指出“內亂”的定義已難以滿足“'文化大革命’史研究逐步深入的需要。”對“文化大革命”的準確定性,應該“在《歷史決議》指導下,進一步深入探討。”(注:金春明:《“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這種探討,在國內基本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補充和發展《決議》,也即堅持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予以徹底的否定。這是主流傾向。另外一種傾向是一定程度的肯定“文化大革命”。其情況比較復雜。一種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反對官僚主義的群眾運動。這是有感于當前社會腐敗現象嚴重的懷舊心理的反映。另一種則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應予否定,而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則應作具體分析,不能全部否定。有的人認為當今中國“走資派還在走”的現象仍然存在,甚至對《歷史決議》提出質疑。

  

  在海外,90年代以后對“文化大革命”定性的研究則由“權力斗爭說”發展到“社會沖突論”、“兩個文化大革命說”。此說認為,上層的“文革”是權力斗爭,下層的“文革”是群眾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的斗爭。國內學者普遍不認同“兩個文革說”的觀點,認為這是“上層權力斗爭說”的變種,是不顧史實的主觀想象(注:劉志男:《“文革”時期歷史研究座談會概述》,《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金春明撰文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空前規模的特殊政治運動,從群眾運動的自發性、獨立性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的抗爭與反抗所謂“暴政”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注:金春明:《“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關于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與全面認識“文革”十年的歷史。《歷史決議》的觀點認為,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都必須徹底予以否定,但是要徹底否定的只是“文化大革命”這個運動本身,并不是凡是那十年當中所發生的一切都要加以否定,更不能把那十年說成是一團漆黑。因為決定這十年歷史發展的因素,除了占支配地位的全局性“左”傾嚴重錯誤以外,還有正確和錯誤的矛盾、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以及其他種種影響歷史發展的因素和力量。要科學地看待“文化大革命”,首先應看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歷史主體仍然是黨和人民群眾。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群眾基礎,中國共產黨才能用不長的時間找到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注:胡繩:《必須科學分析和研究歷史經驗》,《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一些研究者指出:從發展趨勢上看,“文化大革命”時期歷史的主體仍然是黨和人民群眾。這表現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后遇到的初步抵制,運動中黨和人民的覺醒和自覺斗爭。黨和人民為結束這場內亂所作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動亂的破壞,是結束這場災難的基礎力量。研究者指出:解決這一問題有助于更準確地認識和把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進程、趨勢以及它最終失敗的必然性,更全面地總結和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注:薛鈺:《全國社會主義時期黨史學術討論會述要》,《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6期。)。

  

  

  三、“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對“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是“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20多年來,理論界在“文化大革命”成因方面提出的觀點很多。金春明將其概括為“階級斗爭必然說”、“黨內權力斗爭總爆發說”、“封建遺毒說”、“毛澤東帝王思想說”、“奸臣禍國說”、“烏托邦碰壁說”、“群眾反官僚主義說”、“中西文化沖突說”、“人性獸化說”、“'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等10種說法。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個交互作用”的觀點(“'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交互作用”、“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交互作用”),認為:“三個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現實生活中是緊密結合在一起,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形成一股難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澤東既是這潮流的帶動者和指導者,同時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動又受著這一潮流的推動,而不斷地走向'左’的極端。”(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

  

  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錯誤的趨向暫時壓倒正確的趨向的結果。這兩種趨向存在于整個黨探索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近來有論者指出:“文化大革命”是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不斷發展的惡果,從“左”傾錯誤發展的角度來講,“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具有必然性。但是,“左”傾錯誤的發展在1966年、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表現出來,則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注:張化:《二十年后對“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一、關于“文化大革命”發動的主觀原因。國內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總根源在于毛澤東的“左”傾錯誤。有論者說,毛澤東犯了三個重大錯誤:一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的錯誤;二是在建設社會主義上的錯誤,三是個人專斷。正是這些錯誤的存在和發展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注: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還有學者認為:重用過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也是毛澤東犯錯誤的一項內容(注:于南:《“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和這一歷史時期的特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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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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