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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劉少奇與四清運動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914 次 更新時間:2007-06-17 23:25:57

進入專題: 四清運動   劉少奇  

王海光 (進入專欄)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后,在全國城鄉發動了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時中央具體指導“四清”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劉少奇,既對它的“左”傾錯誤的發展負有重大責任,又在企圖抑制“左”傾錯誤的進一步升級中與毛澤東發生重大分歧,成為以后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一時期,錯誤和正確的東西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在“反修防修”的口號下罩上了“左”的面紗。

  

  一、劉少奇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最初認識和“反修防修”的誤導

  

  “四清”運動是毛澤東1962年重提階級斗爭的產物。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問題,使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調整”思路發生了重大變化,全黨的注意力迅速向階級斗爭方面轉移。

  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問題,在國際上有著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大背景,在國內則有著黨內對“大躍進”嚴重后果認識的深刻分歧,是和批判黨內所謂“黑暗風”、“翻案風”、“單干風”聯系在一起的。劉少奇與毛澤東嚴厲指責的這“三風”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與所謂“黑暗風”的關系更為直接些,與“包產到戶”也有不少瓜葛。毛澤東直接指責的雖然是鄧子恢、陳云等人,間接的也包括劉少奇。

  毛澤東對“三風”的嚴厲指責,具有階級斗爭的理論認識新高度。這就使黨內看待調整工作帶來的新問題的認識角度發生了轉化。劉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評,他不僅說自己對形勢的估計有些過了,對“三風”的指責也頗為嚴厲,并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

  劉少奇雖然接受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但他這時還沒把“資本主義復辟”看成是現實危險,而是當作防患于未然的教育問題。他思考的重點仍然是如何加強執政黨自身建設的問題。1962年11月12日,他同參加組織工作會議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各中央局組織部負責人談話說:十中全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黨將來是不是有人搞修正主義?現在有人要搞,高級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我們現在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要大家注意,加強教育,將來曲折可能少一點。他提出執政黨建設有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基層組織問題,一個是干部問題。組織工作要正常化,黨沒有人管,黨不管黨不好,要有人來管。兩個問題,起作用更大、影響更大的是干部問題。要重新教育干部,選擇干部,鑒定干部,保證干部隊伍的純潔。總而言之,不要脫離黨員多數,不要脫離群眾……(注:劉少奇對組織部負責人的講話,1962年11月12日。)劉少奇提出的措施是,不脫離群眾,干部交流,加強監察委員會,加強民主集中制。

  1963年2月,中央召開了部署城市“五反”運動等項工作的會議。劉少奇在會上說:“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斗爭,現在就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斗爭。”此時,他認為階級斗爭的表現“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571頁。)。把這些社會性的問題當作階級斗爭,在高度上與毛澤東所強調的“反修防修”的階級斗爭是有認識差距的。

  毛澤東在會上說: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強調“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7頁。)。這話后來被概括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由于毛澤東突出地強調要抓階級斗爭,會議重心驟變,在城市“五反”的文件中加重了階級斗爭的內容,把階級斗爭的綱上得很高。這次會議標志著黨的工作重心在具體部署上開始從調整方向向階級斗爭方向的轉移。

  為了全面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5月,毛澤東把各中央局書記和部分政治局委員召集到杭州,研究制定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文件。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反復修改的《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后來稱為《前十條》),作為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5月會議后,農村社教運動進入試點階段。

  在2月工作會議部署了城市“五反”運動之后的一段時間內,劉少奇國務纏身,對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并沒有太投入。中央5月會議時,劉少奇正忙于準備出國訪問等活動,沒有參加《前十條》的制定工作。規定具體運動政策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即《后十條》)的制定,也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文件的制定工作主要由鄧小平和譚震林負責。9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修改《后十條》,劉少奇也只參加了一半就出國訪問了。但他對全面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是贊同的。

  在《后十條》討論修改期間,中蘇論戰進入高潮。從1963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接連發表了“九評”中的六評,這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規模的全面鋪開產生了直接的加速作用,全黨進行階級斗爭的節奏驟然加快。這時,劉少奇也開始把注意力轉到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來。10月31日,劉少奇主持會議,討論通過了《后十條》的第六稿。11月3日,劉少奇到杭州,繼續討論修改《后十條》。11月1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后通過了這個文件,隨即由毛澤東批準發出。中央決定將兩個“十條”下達到全體人民,“四清”運動由點到面地鋪開了。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鋪開,劉少奇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改變,比較自覺地接受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不但在思想上積極靠攏,行動上也表現出主動性。

  中蘇論戰進入白熱化,加劇了開展國內防修運動的現實緊迫感,這是直接影響劉少奇認識變化的關鍵因素。1963年9月,“九評”的開始發表,不僅是為了國際“反修”,更重要的是國內“防修”。劉少奇說:“我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和著作,不只是給現代修正主義看的,而主要是給我們國內人民群眾看的”,“我們這樣做,就會在中國,在我們國內,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打開人民群眾的眼界,那么,修正主義在國內的發展就困難了”。(注:劉少奇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1963年11月13日。)他對修正主義的解釋是“修正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經過“左”傾深化的這種認識,較之單從貪污腐化、蛻化變質來認識修正主義,無疑更加重了搞社會主義教育的分量。劉少奇的階級斗爭的綱提上去了,改變了原來比較實際的判斷。

  

  二、劉少奇對農村“四清”的“左”傾認識和“左”傾指導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較大范圍展開后,劉少奇非常關注這場旨在“反修防修”的運動。他認為靠聽匯報、看材料未必能獲得實際情況,力主領導干部親自下基層蹲點,取得第一手材料,總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經驗。他對河北省的干部說:“大躍進為什么出這么多毛病,就是因為沒有親自蹲點,親自試驗”(注:劉少奇在河北省地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年7月2日。)。

  1963年11月,劉少奇讓夫人王光美參加“四清”工作隊。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身份參加河北省委工作隊,下到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并擔任工作組副組長。這個工作隊由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林鐵掛帥,干部陣容很強,是要摸索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同時開展“四清”的經驗。劉少奇派王光美參加基層的“四清”運動,一方面是響應中央要求干部深入基層開展運動的號召,更重要的是想通過考察一個基層單位運動的全過程,取得第一手的經驗,以獲得指導運動的主動權。因此,他在王光美下鄉前交代她“要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要理解黨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之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注:王光美關于桃園經驗的報告。)。其實,在“反修防修”錯誤理論的引導下,不帶框框本身就是框框。

  劉少奇一直關注著王光美搞的桃園大隊“四清”運動的情況,并作出過一些具體的指示。1964年春節期間,劉少奇向回來休假的王光美詳細詢問了“四清”的情況,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根子在哪里?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是下面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眾提出還有上面的根子,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下面的干部給上面的干部送禮物、請吃喝,甚至發展到相互勾結,上面就有人保護他了。單單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他還提出,僅僅是基層變質,好整,也能整好。危險的是上面不清醒。要不犯反人民的錯誤,必須有省、地、縣委和政府來保證。(注:劉少奇1964年春節期間同王光美的談話。)以后,劉少奇還對桃園大隊的“四清”運動發表過一些意見,斷言桃園大隊黨支部基本不是共產黨,是反黨反人民的反革命兩面政權。(注:劉少奇給王光美的信,1964年3月27日。)他對《后十條》提出的團結95%的群眾,團結95%的干部進行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這是運動要達到的最終目的,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經過堅決的斗爭。這表明他對農村基層干部的不信任程度在增加。這是劉少奇通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實踐得出的新的認識。

  原定20多天的桃園大隊“四清”搞了5個月,總結了一套“對敵”斗爭的經驗,桃園大隊黨支部被打成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支部書記被開除黨籍,戴上“壞分子”的帽子,查出了5戶“漏劃”的地主和2戶“漏劃”的富農。地方干部對桃園“四清”未必沒有意見,但面對人人自危的“左”傾大環境和有來頭的工作隊,這些意見很難反映出來。“桃園經驗”比1963年制定的《后十條》更向“左”邁進了一大步。在運動方法上,它不是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而是強調工作隊直接“扎根串連”,然后“四清”,開展對敵斗爭;在“四清”的內容上,它由清經濟擴展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范圍更廣泛了;在“四清”的任務上,提出了要補兩個課:一是要補民主革命的課,解決土改不徹底的問題;一是補社會主義革命不徹底的課,解決干部蛻化變質和貪污腐敗的問題。“四不清”干部不僅有受地、富影響的“下面的”根子,還有“上面的”根子。

  “桃園經驗”基本符合劉少奇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思路,實際上成了他“抓點帶面”指導運動的藍本。

  根據驟然緊張起來的國際形勢和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擴大化的錯誤估計,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全面部署“反修防修”。會議接受了毛澤東作出的全國基層有1/3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的判斷,對階級斗爭形勢作了更為嚴重的估計。劉少奇完全贊同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并根據自己的新經驗有所發揮。他說,“四不清”不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險性在于上層。“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們的人。他還提出,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以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干部。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對付工作組的辦法是“喂、頂、拖、混”,要想辦法擺脫他們。并說,他們抵抗“四清”就是反黨,破壞就是反革命,要開除黨籍。(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6頁。)劉少奇提出的“抓上面根子”的思想和不能先強調依靠基層干部的思想,都為會議所接受。會議提出,要放手發動群眾徹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會后,城市“五反”和農村“四清”運動急速“左”轉。

  中央決心把運動搞深搞透,要修改已不符合“左”傾形勢發展要求的《后十條》。8月,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并負責《后十條》的修改。

  微觀上有桃園大隊的“四清”實踐,宏觀上有5月中央工作會議對形勢的“左”傾判斷,劉少奇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左”傾運動思路。從1964年下半年起,劉少奇全力投入了對運動的指導工作。在國內外形勢都緊張起來的情況下,劉少奇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為當前發展生產、培養接班人、準備戰爭等各項工作中最中心的一環,認為把這一環搞好了,其他工作都會好,會形成全國“欣欣向榮的氣象”(注:劉少奇在湖南省直屬機關及地市負責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8月10日。)。

  劉少奇認為,過去一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起了剎風的作用,對生產有好作用,但還沒有深入下去。為了把運動深入開展下去,7月,劉少奇先后到了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中途回到北京開會,給中央干部作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8月,他又到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云南。

  劉少奇此行,正值各省召開三級干部會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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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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