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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 薛翠:薩米爾.阿明、沃勒斯坦的薪火與中國的“去依附”發展經驗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96 次 更新時間:2019-10-14 21:07:15

進入專題: 中美貿易戰   全球化   去依附  

溫鐵軍 (進入專欄)   薛翠  

  

   貿易戰為名的中美體制交鋒不斷拓展,終于掀開了21世紀新冷戰之序幕——占據全球化中心地位的西方政治家明確表達了“一個世界兩個體系”、區隔中國于西方之外的戰略目的。

  

   此刻的中國,即使坐擁世界最大工業產能,即使為了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必須仗劍天下,也難免四顧茫茫……君不見,老冷戰時代自覺抵制“北方”國家剝奪而著稱于世的南方國家思想界與社會運動界正因了無新策而在焦慮之中躁動著。全球深陷亂局之際,一度撐持著“第三世界”另類思考的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和在西方思想界尚有抱薪之力的進步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先后乘鶴西去[3]。大千世界,蕓蕓眾生。西方中心論引領西化資本主義300年間多少騷客撩人,當下卻僅有權謀術士弄潮于金融政治把控世界!今人放眼全球,法國唯有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猶抱資本論之薪火,美國尚余小約翰.柯布(John Boswell Cobb Jr.)仍為生態馬克思主義而負重潛吟。礙難再有進步思想家依據革命實踐推出理論創新。

  

   筆者三生有緣,曾經在國內外的會議交流乃至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向左翼思想界泰斗討教: 曾經向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Theory)[4]與反體系運動(Anti-systemic Movement)[5]求教我們創新的“成本轉嫁論” (Cost Transfer Theory),以及向薩米爾.阿明匯報學習他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與“去依附”(De-linking)思想[6]、探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和“金融資本內爆”的相關性。[7]

  

   薩米爾.阿明和沃勒斯坦作為前輩,畢生言行合一,一邊從自身解構其所受教的歐美中心主義話語,一邊從年輕時代便投身學生運動乃至躬身于國際社會組織與政治活動,共同鞭撻壟斷的金融資本主義,共同呼吁改變世界,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8]這些改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另類思想創新,正在成為21世紀的中國向生態文明做戰略轉型的理論工具。

  

   2018年8月15日,沃勒斯坦為薩米爾.阿明撰寫的悼念詞中,闡釋兩人不但理念相若,更為改變世界斗爭中的同志:

  

   “我們剛開始談話,我們就發現我們觀點是如此接近。我倆都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中。我倆都覺得我們必須組織起來摧毀它。我倆都認為馬克思主義思想依然必不可少。但我倆都認為它不是一個教條,需要加以更新。

  

   ……我們(四人幫)在某重要問題上看法相同[9]。我想說,這大概占80%。在處理我們的分歧時,所有問題上都有不同的組合。薩米爾和我的共識最多。隨后年間薩米爾和我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他生活在環繞地球的飛機上。我沒有他那樣的精力。但我始終是他在斗爭中的同志。

  

   這里只有一場斗爭。我們必須改變世界。”[10]

  

   承蒙前輩多年教誨,聆聽對談,激發思辯創新,以重新解讀世界與中國經驗,實屬獲益非淺。我們團隊在繼承薩米爾.阿明與沃勒斯坦的理論分析與社會行動中有所發揚,一邊梳理中國在“世界體系”中依附與去依附的經驗教訓,另一邊堅持從中國鄉土與大眾民主的立場,推動新世紀鄉村建設運動,二十年來踐行理論、聯系現實,除了探索中國未來的另類道路,也為南方如何跳出發展主義陷阱提供另類的思想理論創新。

  

   追念前輩面授機宜,諄諄告誡之際,謹以《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2012)、《去依附:中國化解第一次經濟危機的真實經驗(1949-1952)》(2019)、新興七國比較研究(2011-至今)等重大研究中提煉出的成果,向兩位逝去的國際主義戰士致敬。

  

   開宗明義,正本清源。我們在《八次危機》一書的序言中就提到,此書的理論框架是在借鑒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以及薩米爾.阿明的依附理論的基礎上,使用政治經濟學構建分析框架和借用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作輔助分析工具,試圖讓集成創新形成的“成本轉嫁論”成為解構當代中國經濟史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史的主要理論工具。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分析對象是興起于16世紀歐洲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其中包括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國際體系和地緣文化, 沃勒斯坦認為自人類邁入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文明階段后, 幾乎所有民族都漸次被核心國家整合到同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中來, 形成了 “核心”(core) 、 “半邊緣”(semi-periphery )、“邊緣”(periphery)的結構,通過不平等的交換,半邊緣和邊緣區域的剩余不均等地往核心區域輸送這一過程中,核心國家地位不斷強化,邊緣國家地位不斷弱化。

  

   雖然沃勒斯坦的理論不是建之于中國經驗之上,但若以當今世界仍然存在的 “核心”、“邊緣”、“半邊緣”的非均衡結構來作進一步深化的分析,可認識到這種結構已經在金融資本全球化之中惡化為 “雙輸”博弈,像中國這樣的邊緣國家和半邊緣國家(亦稱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仍然不成比例地以各種方式向核心國家作雙重輸送。既輸送實物產品形成對西方的貿易順差來推動其貨幣增發,又反過來以不斷累積的貿易盈余購買西方政府增發的國債,輸送其貿易盈余回到西方資本市場來促使金融資本愈益泡沫化。

  

   這也為薩米爾阿明跟我們團隊交流中形成的“金融資本內爆”理論奠定了討論前提。

  

   誠然,本書借用的“去依附"觀點是阿明在提出第三世界依附理論的基礎上演變而成,據此得以深刻解讀中國20世紀50-60年代去依附的經驗:土地改革與自主工業化。土改后的中國農村,政府以“土地革命戰爭”的名義給4億多農民以自然村為產權邊界來政治性地均分土地,一方面在客觀上使中國的“三農”(農民、農村和農業)對高風險城市經濟“去依附”,進而為全國整體上的金融秩序恢復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以至于毛澤東在城市的金融斗爭中反復強調土改的政治性和經濟性功能,反復強調勝利的保障在于土改;[12]但另一方面,也由此形成了嚴重的制度“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一是對農村傳統土地基本制度的路徑依賴——此后任何政治性分配土地,其產權邊界也都在自然村(后來大部分改為生產隊、經濟社),二是城市資本對“三農”轉嫁制度成本的路徑依賴——此后歷次經濟軟著陸,大都以“三農”作為軟著陸的載體;而不能向三農轉嫁代價的危機都會硬著陸。

  

   該書對20世紀60年代中國遭遇外部投資中輟徹底地實現了“去依附”后,仍然自力更生發展工業化的經驗作出觀點提煉。雖然阿明對中國去依附的經驗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但那主要是在中國自主推進工業化的階段。如果考慮到90年代后期,中國國內愈益嚴重的產能過剩壓力本是一柄高懸于資本主義世界頭上的 “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則中國這種融入全球化無論怎么被照搬來的西方話語做意識形態化地包裝,其本質上仍然是在構建了“再依附”(re-linking)關系之后剩余過量向外輸送的過程。

  

   另一方面,對于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前的發展,不管是沃勒斯坦和阿明,還是任何愿意自覺地從發展中國家角度出發考慮問題的研究者都會認為,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 “中心─邊緣”結構下,發展中國家納入的是 “統治─依附”結構,大多數邊緣國家在世界經濟中僅僅是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的供應者,本國的工業化嚴重依附于西方發達工業國家,邊緣國家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又因發達國家的關稅壁壘和國內保守勢力的阻撓而難有成效,以致在政治上、經濟上受制于人。

  

   由此可見,大多數邊緣國家之無法擺脫被邊緣化的宿命,并非其自身落后……。

  

   當前,進一步從沃勒斯坦給出的這個世界體系論的定勢看美國對中國發起的新冷戰,則可知其近年來的矛盾激化的本因, 美國之所以不顧起碼的國際準則以“霸凌”行為來表達其孤獨求敗的“憤怒”,主要在于中國確實試圖按照西方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路徑加入全球自由貿易,但卻被在后冷戰階段已經穩居中心地位的美國當作“切奶酪” 的敵對力量!一是中國為了漸次改出在舊的“邊緣”地位上的過分“依附”而對內提出了產業資本升級的“工業2025”,并且對外提出了產業資本輸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二是為了減少剩余凈流出及對美元依賴造成的雙重被剝奪而由中國發起組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推出了石油和鐵礦石國際期貨的人民幣結算等。

  

   凡此種種,不離其宗;對過去沒有很好地學過沃勒斯坦著作的中國人而言,美國發起新冷戰的系列言行的確是難得如此直白的“好教員”。

  

   下面的文字,主要介紹我們團隊在繼承發揚阿明和沃勒斯坦等前輩學者的思想之下推出的理論創新之作。

  

   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1949年新中國成立,當時既要應對民國延續下來的長期高通脹,又要處置經濟發展所內生的新矛盾,通脹一波未平,赤字一波又起。

  

   國民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幣制改革等因素,導致民國時期的長期高通脹,工商業利潤趕不上通脹率,遂有96%左右的資本用于投機獲利。我們認為,不論任何經濟體制只要發生惡性通脹就會使制造業的利潤跟不上通脹率,從而迫使產業資本家析出資本進入投機領域。自然,新中國成立后要成功治理這場延宕十幾年之久的危機必須重建經濟和金融主權。那么,只能通過“去依附”獲得主權,依托國家主權向國債和貨幣做賦權形成國家信用體系,以國家資本替代被民族革命趕走的帝國主義資本和官僚主義資本。這個經驗,適用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不論其處于產業資本最初的原始積累階段,還是21世紀的金融資本擴張階段。

  

   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如何治理建國初期發生的赤字和通脹惡化的危機,不僅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以解殖為目的的民主革命具有普遍意義,對于中國當今困局的化解也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當年,中國憑借政治主權向財政和貨幣體系賦權,對人民生活的最主要的必需品采取“折實”的方式來穩定國家信用,這對于當前發展中國家如何在全球化條件下制定利于本國主權貨幣穩定的國家政策,從而有效應對外部成本轉嫁以及輸入型危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如果說1950年前連續13年的通貨膨脹是西方國家經濟大蕭條代價向中國轉嫁的派生現象,進而演化為民國政府在戰爭和通脹壓力下不斷加深對美元的依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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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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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國仁鄉建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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