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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留發淚”與“剪辮血”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08 次 更新時間:2019-10-14 19:23:08

進入專題: 留發   剪辮  

安立志  

  

   清軍入關,多爾袞大軍橫掃華夏,什么南明小朝廷,大順土皇帝,大西張屠夫,如秋風落葉,許多漢族官員紛紛匍匐稱臣,這與后來的日本侵入中國,沒有什么兩樣。不同的是,清廷下達"剃發令"之后,激起了漢族人民的強烈義憤,似乎剃發(也稱"薙發")比投降還要屈辱。由此爆發的抵制與反抗以蘇滬周邊地區最為強烈。

  

   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軍攻占南京,南明覆亡,多爾袞認為天下已定,指示多鐸:"各處文武軍民盡令薙發,儻有不從,以軍法從事"。六月丙辰(7月8日),清廷正式下達了"剃發令":"今中外一家,……若不畫一,終屬二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該地方文武各官皆當嚴行察驗,……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探微集》,中華書局,1980年,頁82-83)現在有"不換思想就換人"的說法,其實,古代早就有了"不換發型就換頭"的實踐了。

  

   就文明程度而言,滿族人作為通古斯人的一支,在當時仍處于漁獵階段,之于農耕文明的漢民族,他們是野蠻族群。滿族入侵者的"剃發令",嚴重沖擊了儒家文化"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圣訓,不僅引發了滿漢之間的民族沖突,同時引發了二者之間的文明沖突與政治沖突。服從這一命令,不僅意味著中央向邊鄙的臣服,華夏向蠻夷的臣服,也意味著文明對野蠻的臣服,先進對落后的臣服。正是這種政治與文明的雙重沖突,付出的代價才如此高昂,造成的后果才如此悲慘。"剃發令"實施不久,清兵在江南各地實施多輪大屠殺,僅"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陰屠城"三大慘案,死難人數就超過百萬。嘉定、江陰的屠城事件,其導火索就是清軍強迫漢人剃發。漢人的口號是,"頭可斷,發決不可薙","為我保此發膚",以對抗清廷"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野蠻政策。清人韓菼的《江陰城守記》記述:"雖經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薙發一令,大拂人心。"江陰"鄉城老幼,誓死不從,堅持不二",全城百姓奮勇抗清81日,就有17萬多人遭到屠殺,全城只剩下老小53口,10多萬百姓的碧血為一條辮子染紅了江水,抗清英雄閻應元絕筆曰:"八十日帶發效忠,十萬人同心死義"(《中國野史集成》第33冊,巴蜀書社,1993年,頁149),壯哉,悲哉!然而,在官方電視播出的《康熙王朝》與《雍正王朝》中,滿清皇帝幾乎都是英主、明君。

  

   顧炎武先生在詮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時,指出了"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他針對的正是清軍入關這一歷史事件。他指出,"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正是因為"亡國"與"亡天下"的不同,因此,"保國"與"保天下"的責任是不一樣的,"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756-757)滿人入關,其所帶來的不僅是朝廷的改姓易幟,而是成千上萬華夏百姓遭到屠戮,悠悠千年華夏文化遭到毀損。當時的中國人是繼宋亡之后又一次從整體上成為亡國奴。正是在這一點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成語才是成立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屠城"中視死如歸,前赴后繼的人們,面對的正是"亡天下"的危局,他們才真正實踐了"匹夫有責"的使命。

  

   朱明王朝覆滅,取而代之的,如果是大順朝的李自成登基,或者大西國的張獻忠篡位,不過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而已。滿清入關就不一樣了,作為野蠻落后的異族侵略者,在開始階段,他們不僅要占領漢民族的土地和家園,而且要泯滅漢民族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留發"還是"剃發",不僅僅是簡單的衣冠裝束,首先,它是文化征服的象征。發式是民族習尚的傳承,是民族精神的符號,是民族文化的標志。其次,它也是政治征服的象征。如果說朱明王朝的國家軍隊打不過多爾袞的八旗勁旅,那么,漢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志,從歷史比較的角度看,還是頗為自信與傲岸的。有鑒于此,清人才決心通過血腥屠殺,徹底征服漢民族的反抗意志;通過剃頭易服,徹底奴化漢民族的民族精神。正因如此,雖然明朝軍隊不堪一擊,清軍卻在漢族地區遭到地方與民間武裝的激烈抵抗,他們遇到的抵抗是史無前例的,他們制造的慘案也是史無前例的。

  

   滿清入關之后,在267年的漫長歲月中,雖然各地斷斷續續也發生過反抗剃發的斗爭,比如康熙年間的"三藩之亂"與咸豐年間的"長毛之亂"(太平軍運動),清廷的政策其實也在不斷地調整與變化,從最初的政治高壓與暴力威脅,逐步轉變為"滿漢一體"、緩和利用,漢民族則從最初的忍氣吞聲,到后來的習以為常,這條丑陋的辮子,已經從"頭頂上"進入"心靈中",從排異反應到欣然接受,從被動接受到主動維護,辮子終于從"外來之物"變成"內在之物"。

  

   辮子的確是滿清政權和統治民族的政治符號與文化符號。從滿清入關時的血腥剃發,到清廷垂死時的紛紛剪辮,一條辮子縱貫267年的滿清王朝,一條辮子寄寓著滿清王朝的興衰。滿清幾乎可以稱為"辮子王朝"。時間進入20世紀,清廷已是油盡燈枯,各地抵制辮子的運動此起彼伏,影響最大的剪辮運動,首先是從海外華人與留洋學生開始的。1903年出版的《黃帝魂》,收錄一篇由留日學生撰寫的《論發辮原由》,文章控訴了滿人強加于漢人頭上的辮子,"夫漢人之形狀,所以特異于外人者,莫如發辮事耳。……漢人則頭薙其半,背曳其辮,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自顧亦覺形穢矣,何況外人!其于身體種種之不便,于家計種種之不便,于國家種種之不便,游外洋者莫不備嘗其害,深惡而痛絕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第一卷,三聯書店,1960年,頁746)1905年,有人在一次剪發事件中發表演說,"這頭發本是一種煩惱的東西,弄成一條辮子,擱在腦背后,已經不成個體統;如今人把他挽在頭上,作了個蓋頂勢,好好個頭顱,讓他盤居在上面(影射中央政府),壓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射國民不自由),如今請大家下一個決心,痛痛快快地一刀兩斷,剪除了他(影射發動革命),不但一頭圓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顧忌,不肯決然舍去呢!"(《辛亥革命》第2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246)這已經隱諱地將滿清王朝視為令人厭惡必欲去之而后快的革命對象。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12日,武昌軍政府在《宣布滿洲政府罪狀檄》中,指斥滿清的血腥推行辮子之罪云,"垂狗尾以為飾,穿馬蹄以為服,衣冠禽獸,其滿清之謂。入關之初,強漢族蓄尾,不從,死者遍天下,至今受其束縛,貽九州萬國羞。使吾衣冠禮物,夷為牛馬,……"(《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年,頁149)辛亥革命的爆發,使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皇權專制政體--滿清王朝轟然倒塌,與這個王朝形影不離的辮子,理所當然地應當被剪除。然而,中國人腦后這條丑陋的"豬尾巴",經過200多年的"進化"與"嬗變",已經成了精,除了少數覺悟了的民族精英,它似乎成了融入大多數中國人血管里的精神與文化,滿清用屠刀與鮮血強加到中國人腦袋上的辮子,反倒成了中國人精神上的"通靈寶玉"。滿清雖除,辮子不可除;滿清已死,辮子不可死。在反對剪辮的逆流中,有這樣一條理由,"若發辮,乃我朝制度所系,倘并此并改革,將何以殊異外人?"(1911年11月28日《大公報》)這個理由很有"中國特色"。與他人不一樣,才是國人的立國之本。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在滿清王朝崩塌70多年后,在共和國的銀幕上,那條丑陋的辮子卻成為扶清滅洋、所向無敵的《神鞭》。

  

   1912年3月5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南京)下達剪辮通令;"滿虜竊國,易于冠裳,強行編發之制,悉從腥膻之俗"。"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污,作新國之民"。(《辛亥革命》第8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25)民間的剪辮團發表宣言:"辮發之制,始自滿奴;豚尾之譏,著于萬國。嗟我漢民,以衣冠文明之胄,從彼夷狄之俗……今幸天不亡漢,民國成立,驅彼異族,還我河山,拯同胞于水火,造共和之幸福。凡我漢族,自應一律剪去辮發,以雪前此之恥辱面表,示我民國獨立之精神。"(1912年1月1日《申報》)在反清共和的過程中,不免有一些民族主義的口號,這大體屬于斗爭策略,并不意味著當時的國人如同清軍入關一樣,也要對滿人血腥報復。比如孫中山先生,不僅主張"驅除韃虜",也曾主張"五族共和"。

  

   滿清的辮子文化滲透到漢民族的靈魂與骨髓之中,是以兩個著名漢人為代表的,堅持保皇主義的辜鴻銘,以辮子表明其對清廷的文化認同;實施皇權復辟的張勛, 則以辮子表明其對清廷的政治認同。從網上看到一段故事,"辮帥"張勛率領"辮子軍"策動清廷復辟失敗后,辜鴻銘送了一副對聯為其祝賀生日,對聯借用東坡詩句,上聯是;"荷盡已無擎雨蓋"。"下聯是;"菊殘猶有傲霜枝"。辜鴻銘故作神秘地問胡適,這副對聯有什么含意。胡適笑答;"菊殘猶有傲霜枝,當然是指張大帥和您老的辮子了。但不知雨蓋是指什么?"鴻銘答:"雨蓋就是清朝的大帽子。"于是兩人撫掌大笑。

  

   上層如此,對于極易接受洗腦的下層民眾也是如此。剪辮的最大阻力當然來自滿清王朝的遺老遺少,即使曾在舊朝廷得過些許好處的鄉紳、差役,也成了極力反對剪辮的守舊人物。一些盲從愚昧、"作穩了奴隸"的普通中國人,則是反對剪辮的群眾基礎。1912年農歷五月十八日,山東省昌邑縣發生了一起殘害剪辮宣導人員的慘案。這是一場留辮與剪辮的血腥沖突,也是守舊與革新的文化沖突。五月十七日,山東督都周自齊特派宣傳員到昌邑宣傳新政,勸導剪辮,當場剪掉了當地兩個鄉紳的辮子。不料第二天一早,城隍廟鐘聲大鳴,在那兩個鄉紳的策動之下,一群人喊打喊殺,打殺的對象就是已經剪掉辮子的民眾。結果,導致宣傳員及已剪辮者27人不幸殉難。(民國社會大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54)

  

   對于下層民眾,無論從政治還是從文化來說,滿清王朝的辮子都是奴隸腳上的鐐銬,奴隸頭上的草標。魯迅先生曾經指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他給出了一個"直截了當的說法",一部中國史,無非是兩種情況:"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歷史只是兩種時代的循環往復而已。(《墳·燈下漫筆》)明末清初,中國人因剃發遭到屠殺,那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當漢人被迫為留頭而剃發,成了滿清的順民,才進入"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先生所論及的奴隸,主要指政治、制度、社會意義上的奴隸,比如清朝前期的漢人。其實,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奴隸,那就是思想、文化、精神意義上的奴隸,比如清朝后期的漢人。政治、制度、社會的奴隸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逆來順受、忍氣吞聲、毫無尊嚴、毫無自由地茍且偷生。人身依附關系的解除,并不等于奴隸命運的解除。思想、文化、精神意義上的奴隸是以思想依附為特征的,這類奴隸,通常是智力愚昧、思想僵化、行尸走肉、任人驅使地茍活于世。魯迅先生洞悉中國人的國民性,按照他的說法,奴隸其實可分為三類,一類是"不平著,掙扎著"或"'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奴隸,這些都是"不愿作奴隸的人們";另一類,"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隸,也還在打熬著要活下去"的奴隸,這大約可算作"既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奴隸;第三類是"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的奴隸,這一人群已經不僅僅是奴隸,"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南腔北調集·漫與》)

  

   辮子作為政治的、文化的象征,康有為上斷發易服折要求清廷改革辮子制度,孫中山籌款起義發動革命要推翻辮子制度,魯迅等留日學生毅然剪辮以脫離辮子制度,這些人都是不想做奴隸的人們。如果說張勛是政治上的辮子軍,那么,辜鴻銘則是文化上的辮子軍。至于山東省昌邑縣殘殺剪辮人士的舊式人物,他們則是"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的奴才,辜鴻銘如此鐘情這根辮子,"你看我的發辮,那是一個標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末了的一個代表"。

  

   我國歷史悠久,有大量的歷史遺留,不僅有精華,也有糟粕。就政治、文化來說,既有皇權、廷杖、太監,也有纏足、納妾、辮子,等等。貫通中西文化的辜鴻銘,明知西方文化的先進,卻對中國傳統的糟粕,比如帝制、慈禧、纏足、納妾等不吝贊美。的確,政治的、制度的、物化的枷鎖,一旦"升華"為精神的、文化的、心靈的羈絆,就因耳濡目染而潛移默化,從習以為常到融入骨髓,從"異己之物"變成"自我之物",成為揮之不去、斷而難絕的精神絞索與文化鴉片。于是,枯木依戀樵夫,韭菜贊美鐮刀,蠢豬歌頌屠夫,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異象。從世界到中國,從近代到當代,極權主義、皇權崇拜、思想控制、權力壟斷,惡名昭著,仍然常常地隱藏在當代人的心靈深處。這一點或許辜鴻銘說的有道理,"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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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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