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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勝:制度變革與制度定型:改革開放40后中國制度發展的雙重合奏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21 次 更新時間:2019-10-10 11:09:32

進入專題: 制度改革   制度定型   制度發展   制度秉賦  

虞崇勝 (進入專欄)  

   摘要:在改革開放進入“不惑之年”前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歷史任務悄然提到了執政黨的議事日程。從制度機理來說,制度定型與制度變革如影隨形,只要是制度變革,自然會提出制度定型問題。就兩者關系而言,制度定型是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標,制度改革是制度定型的前提條件。因此,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后半程,必須準確把握制度變革與制度定型的關系,既不能因為制度變革是制度發展的主旋律而忽視制度定型,也不能因為推動制度定型而擱置制度變革,而要按照制度發展的內在要求推進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的雙重合奏。而且,還應明確,無論是制度定型或是制度變革,都只是制度發展的過程,而不是制度發展的最終目標,制度變革和制度定型的終極目標是要提升制度秉賦,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不惑之年”后,一個重要歷史任務擺到了執政黨和全體人民面前: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然而,推動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和定型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沒有現成方案,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也沒有成功經驗,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不能簡單照搬,特別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制度定型與制度變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離開了制度變革空談制度定型將會違背制度定型的初衷。因此,在積極推動制度定型的同時,必須徹底廓清制度定型與制度變革的關系,精準把握制度定型和制度變革的雙重邏輯,切勿犯急躁冒進和消極等待的方向性錯誤。


一、制度定型悄然進入執政黨的議事日程


   毫無疑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自然會提出制度定型的問題。從制度機理來說,制度定型與制度變革如影隨形,只要是制度變革,自然會有制度定型問題。就兩者關系而言,制度定型是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標,制度改革是制度定型的前提條件。因此,當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后,制度定型的目標必然隨之出現。

   早在1992年,正值中國改革開向縱深發展之際,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就曾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1]在這里,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十余年后,及時地為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提出了一個新命題: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和定型。不過,這個新命題雖然已經提出,但當年只是一種預測,并沒有制定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路徑。

   時隔20年。2012年11月8日,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再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的、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 這是在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就的歷史條件下,黨中央領導集體作出的重大部署,意味著“構建系統完備的、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歷史任務,被正式提上了執政黨的議事日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忘初心,應勢而為,懷著莊嚴的歷史使命感,不斷明確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的時限和方向,體現了高度的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2012 年11 月17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應該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特色鮮明、富有效率的,但還不是盡善盡美、成熟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需要不斷完善。鄧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在視察南方重要談話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黨的十八大強調,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我們要堅持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推動制度創新,堅持和完善現有制度,從實際出發,及時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3]

   根據黨的十八的部署,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4]

   2013 年11 月12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中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5]

   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再次強調:“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我們必須看到,相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要求,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相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我們的制度還沒有達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成為制約我們發展和穩定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們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6]

   由上可知,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后,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著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主題,針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夠成熟和定型的現狀,適時地提出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歷史任務。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業來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戰略部署,它不僅要求將制度改革與制定定型結合起來,而且要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切實有效的治理效能,其目的是借助全面深化改革這個平臺,優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秉斌,從而為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二、制度變革仍然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旋律


   黨中央明確提出“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歷史任務后,立即得到了理論界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人們從不同側面和角度闡釋論證“制度定型”這一命題的深遠意義和科學內涵。

   2016年8月10日,《光明日報》發表記者張雁與張卓元、常修澤、遲福林、張占斌四位專家的訪談對話“全面深化改革推動我們的制度更加成熟定型”。[7] 訪談圍繞“如何進一步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個中心問題展開,具體討論了全面深化改革與制度成熟定型的關系問題。

   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與漸進式改革關系。張卓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國30多年漸進式改革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首先,進入新世紀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除經濟體制改革外,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的改革日顯重要和迫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改革的目標更高更全面。其次,雖然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但更強調要全面推進。再次,全面深化改革是1978年從農村改革起步不斷深化和發展的必然選擇,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逐步建成富強文明民主法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

   關于如何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遲福林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更加注重全面協調發展,注重彌補結構性短板;第二,制度設計上有一個中長期的規劃,不回避發展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第三,有一個改革的頂層協調和統籌推進機制,以實現結構性改革的突破,推進結構優化。他認為,要保持這個制度優勢,關鍵在于堅持改革不動搖。只要有改革的意識,有開放心態,有打破利益掣肘的決心和勇氣,我們的制度優勢就能夠繼續保持下去。常修澤認為,對于我們的制度優勢,不應用凝滯、僵化的觀點來看待,而應用運動、變革的觀點來審視。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不斷變革的社會,其不斷變革,盡管有外在因素起作用,但就決定因素而言,是指這種制度內在的屬性、內在的力量,是制度自身的一種優勢。因此,不斷改革、自我完善、自我發展,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優勢之一。

   關于制度定型的基本原則。遲福林認為有三點:首先是以人為本,把人的發展放在首要位置;其次是制度要有彈性,要有可改革的空間;最后是真正全面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實現激勵相容。張占斌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必須堅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充分發揮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一是要在全體人民共同奮斗、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二是要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三是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四是必須依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熟定型,減少發展中的風險和挑戰,通過高度的制度自信推進可持續發展。常修澤根據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認為在中國建立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思維或原則:第一,把人的發展作為建立制度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二,必須立足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第三,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原則;第四,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防止單打一或顧此失彼,要以“海納百川”的精神,尋求每一項體制的包容性。

2017年3月3日,《社會科學報》會同上海政治學會組織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各學科專家學者圍繞“通往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的路徑選擇”展開討論。與會專家一致認為,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歷史任務后,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正式進入黨的文件,成為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一項莊嚴政治承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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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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