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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胡耀邦與黨內第一次集體反思“文革”的大討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1861 次 更新時間:2017-05-19 12:44:07

進入專題: 撥亂反正   文化大革命   黨內民主   胡耀邦   中共黨史  

王海光 (進入專欄)  

  

   內容簡介:1978年4月,在胡耀邦組織領導下,中央黨校進行了一場“三次路線斗爭大討論”。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內第一次集體反思“文革”的重要活動。這次大討論充分發揚了黨內民主,邁出了正確認識“文革”的第一步,直接觸及了毛澤東晚年錯誤,并由此而引發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這次大討論不僅是全黨思想解放的先聲,而且為正確認識和評價歷史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能不能正視“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敢不敢評說毛澤東的晚年錯誤?這不僅關系到被中國能不能走出“文革”的歷史陰影,而且關系到中國以后的道路將如何走。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宣告了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提出了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整頓好各級領導班子等方面的工作任務。但是,“十一大”仍然堅持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的論斷,稱其“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四人幫’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新鮮經驗, “必將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偉大創舉而載入史冊,隨著歷史前進,越發顯示它的燦爛光輝。”。[1]

  

   在總體上要肯定文革,在具體問題上又要糾正文革的錯誤,這反映了“十一大”在歷史轉折上的過渡性特征。如當時反映最強烈的落實干部政策問題,“十一大”政治報告一方面強調“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嚴肅認真地盡快妥善處理”審干遺留問題;另一方面又要求老干部們做到“三個正確對待”(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2]這是相互抵牾的。

  

   “十一大”還提出了研究黨史,特別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任務:“要認真組織力量研究黨史,學習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經驗。”[3]所謂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分別對應的是劉少奇、林彪和“四人幫”。這是在肯定的前提下研究“文化大革命”。從主旨上說,“十一大”的研究“三次路線斗爭”,與當時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五卷的意圖是一致的,都是要“闡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闡明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4]

  

   要清理文革的遺產,對“三次路線斗爭”進行總結,這在全黨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但在這個大題目下,黨內卻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種是想把“文革”的罪責全盤推到林彪、“四人幫”那里,以維護毛澤東對“文革”三七開的評價。另一種是要以實踐為衡量路線是非的標準,實事求是地研究“文化大革命”,不能夠也不應該回避毛澤東的晚年錯誤。

  

   “十一大”提出的研究黨史、總結“三次路線斗爭”歷史經驗,這個任務是由剛剛復校的中共中央黨校承擔的。在胡耀邦親自組織領導下,中共中央黨校開展了一場“三次路線斗爭”大討論。這場大討論是黨內首先以實踐標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開篇之作,開啟了否定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先河,奏響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奏曲。

  

   一、研究“三次路線斗爭”思路的形成

  

   中共中央黨校歷來是黨內斗爭的漩渦中心,“文革”中更是嚴重禍亂之地,屬于“斗、批、散”[5]的單位,連校舍也被軍隊占用了。在中央黨校復校時,教學人員嚴重流失,整個校園殘破不堪,后勤管理一片混亂。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央黨校履新。他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幫”顛倒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顛倒過來,要一個一個問題地搞。

  

   中央黨校復校后的開設課程有四門: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黨的學說(中共黨史和黨的建設)。教學實行“兩個為主”的方針:學原著為主,自學為主。不到半年時間,各教研部搞出了教學方案,編出了近百萬字的馬列原著選讀本。1977年10月14日,胡耀邦來到教研室講話說:“這半年我們打了兩仗,一個是整頓和加強黨校,一個是搞了一個教學計劃和(開學)講話”。[6]

  

   相比其他學科,中共黨史的開課難度最大。中共黨史原本是中央黨校的一門主課。[7]在“文革”中,一部中共黨史被歪曲的面目全非,充滿了錯謬和謊言,特別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尤其不知所以然。這些歷史問題不澄清,不僅影響到許多干部的政治生命,而且關系到能不能走出文革,開辟新道路的大政方針問題。歷史問題的正本清源,是撥亂反正的基礎和前提條件。

  

   “十一大”提出的學習和研究黨史的任務,中央黨校是責無旁貸的。胡耀邦在代中央起草的關于黨校工作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中,都是把研究黨史、總結歷史經驗作為中央黨校的一項重要任務,特別強調要總結“三次路線斗爭”即“文化大革命”的經驗。當時,中央還曾想要中央黨校籌建一個黨史研究室,地位高于其他教研室,承擔修史的工作。[8]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辦好各級黨校的決定》,其中特別提出:“要認真學習黨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經驗”。

  

   197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華國鋒、葉劍英發表了講話。葉劍英專門講了修史的問題:“希望在黨校工作的同志,來黨校學習的同志,都來用心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歷史。”“我們要把被歪曲的歷史重新糾正過來”,“在華主席、黨中央領導下,在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寫出一部好的黨史來。”

  

  

   胡耀邦對編修黨史極有熱情。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討論黨校工作時,胡耀邦就提出了編修黨史的問題。隨后,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召集有關人員布置了修史的工作:爭取在明后年搞出一個研究黨史的計劃大綱,上報給中央。他要求大家敞開思想,提倡爭論,收集正反兩方面的資料。[9]當時共產黨國家的修史樣板是蘇共中央搞的《聯共黨史》。胡耀邦提出:我們要編寫比《聯共黨史》更好的一部中共黨史。當時,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還整理了蘇聯黨史編寫出版的情況,以及斯大林編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指導思想,刊登在1977年8月15日的《理論動態》第7期,為黨史編寫和黨史教學提供參考。

  

   中共黨史研究與教學的最大事情,還是如何總結“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問題,即如何認識和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功過是非問題。

  

   胡耀邦對“文革”的思考由來已久。文革一開始,團中央首先受到沖擊,作為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和他的副手們是最早被打成“走資派”的一批干部。十年文革期間,胡耀邦經過無數場的群眾批斗會,戴高帽,蹲“牛棚”,做檢討,清算“罪行”,下放“五七干校”勞動,直到林彪事件后才被“解放”出來。“四屆人大”后,胡耀邦到中國科學院任職。在1975年鄧小平全面整頓中,他在中國科學院大力糾正文革的左傾錯誤,批判極左思潮,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與文革的幫派分子作斗爭,成為全面整頓的一面旗幟,因此在后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又作為右傾“典型”,再次遭受批判,再次被打倒。經過十年的風雨沉浮,胡耀邦對這場運動已有了充分認識。1977年8月下旬,胡耀邦指導黨校理論工作者撰寫《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文章,為平反冤假錯案制造輿論。他說:20年來,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還說:毛主席為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建議大家要好好想想這個問題。過后不久,胡耀邦與《理論動態》編輯部的幾個同志談話,氣氛很隨意,有人問他:對“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他沖口而出:“思想是光輝的,實踐是錯誤的”。他還舉出內蒙的“內人黨”冤案和農業生產長期落后的例子加以說明。[10]

  

   然而,要真正地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觸及毛澤東晚年錯誤,這是政治敏感性極強的問題。雖然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著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情緒,但是,由于有“兩個凡是”的政治禁錮和長期左傾思潮根深蒂固的影響,能夠沖破思想牢籠的人是很少的。在中央黨校的中共黨史教學準備工作中也有相應反映。主要集中是在兩個問題上:一是中共黨史的教學安排,要不要講文革這一段?二是如果要講文革的話,應該怎么講?

  

   關于要不要講的問題,一種意見是知難而退,主張十次路線斗爭,多講前八次,少講后三次,試圖繞開文革這個難點。胡耀邦斷然否定了這種意見,堅持要以研究“文化大革命”為重點,著重總結“后三次路線斗爭”的經驗。[11]

  

   關于如何講的問題,意見分歧很大。有的主張學習“十一大”報告和文件;有的主張講十次路線斗爭史;有的主張印一些文件讓學員自學,再請領導人作幾場報告。[12]眼看開學在即,黨史教學方案還是遲遲定不下來。

  

   1977年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黨史和黨建教研室,聽取教學準備情況。教研室同志反映說:當前教學最大困難是“三無”。一是無黨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無定論;三是教員多年不搞教研無人能講課。教研室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一個是大部分同志去搞黨建,研究“三次路線斗爭”的任務先放下;另一個是還搞黨史,把一至八次路線斗爭的稿子發給學員,然后著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經驗。即使是后一種,也是要依靠外援的:希望中央領導人能來講課,中央能給個黨史定本,請中央其他部門來協助,再請大慶、大寨等基層單位來介紹先進經驗等等。

  

   1977年9月22日上午,胡耀邦再次來到黨史和黨建教研室,就如何搞黨史教學的問題,發表了長篇講話。要點如下:

  

第一,自力更生搞好黨校教學。胡耀邦批評說:“三不定”、“四依靠”是不對的。上面靠不了,友鄰靠不住,下面不能靠。人家賣的瓜比我們自己賣的甜?沒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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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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